中国大运河南北五千里、纵横数千年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这是无需讳言的事实。在无数人关于财富、欲望、飞黄腾达的努力与梦想在波涛间消逝之后,留给运河儿女的是一笔深厚得近乎沉重、丰富得至于杂乱的巨型文明遗产。而对它的正确认识与全面了解,则是任何继承与发扬的前提。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与世界上的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以及同一片国土上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样,运河文明也属于河流文明。但另一方面,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说一般的河流文明在起源上主要依托于自然界的大江大河,那么人工开凿疏浚的河流则是运河文明发生与成长的摇篮。这是运河文明的独特本质所在。而两种河流文明的差异在于:前者在起源中更多地依赖自然环境与资源,体现的是人类对大自然直接的生产与实践行为;而后者的发生与成长则更多地包含了社会与文化的要素,主要功能是对已初步成型的文明模式与经济社会格局的加工与再生产,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古代世界的内在循环与可持续发展。古代统治者对大运河的疏浚、改造一直不惜血本,就是因为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中国的“主干大街”,承担着交通、经济、移民、商贸、税收等多种重要的服务功能。斯宾格勒曾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①也可以说,运河文明史就是运河城市发展史。沿运河水陆网络在广阔空间上扩展开去的城市与乡村,它们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是运河文明“基因”的再现与物化。作为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运河文明的精华集中于两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区,然后又以城市为中心枢纽而延伸到古代中国文明肌体的末梢与细部。如城东门和城北门在明清时期是天津大运河城市文化模式初探刘士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摘要:运河文明史就是运河城市发展史。大运河与沿岸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对于运河城市,它们或是由于运河开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或是借助大运河的综合功能超越了城市已有的规模与局限,使城市在空间、人口等方面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许多城市的命运与大运河的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运河城市的主要功能在于推动内部的循环与交流,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使中国社会因为更广泛的交流而成为一个内在联系更加密切的有机体。关键词:大运河;城市群;文化模式;交流中图分类号:G122;F29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359(2008)01-0002-03收稿日期:2007-12-04作者简介:刘士林(1966-),男,河北曲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1期双月刊2008年1月出版①[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西方的没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页。2大运河城市文化模式初探最繁华的地方,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两个城门正对着运河,占到了经济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又如北京齐化门外东岳庙一带,历来是京城人士辐辏之处,也是因为它沾了运河漕运的光儿。如《析津志》所述:“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住,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以商业为主要标志之一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每年三月,东岳庙一带才会出现“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观。像这样的例子,在运河沿岸城市中是举之不尽的。大运河与沿岸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对于运河城市,它们或是由于运河开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如山东临清,就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把它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变为一个重要的运输与物流中心,同时也使临清一跃发展为“绅士商民近百万口”①的明清中心城市。清人贺王昌在诗中曾说它“舟车辐辏说新城,古首繁华压两京”(《题清源》其二),这并不是诗人的想象,在明清时期,临清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在明代经临清转销的布匹和纺织品每年至少在一二百万匹以上,在清代每年经由这里交易的粮食则达到500～100万石。以乾隆年间为例,临清城内粮食市场有六七处,粮铺多达百余家。又如唐宋时期的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