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九龄应制诗看唐诗由初唐之渐盛_陈建森VIP专享VIP免费

作为开元名相和著名诗人，明清诗学界一直认为张九龄对唐诗由“初唐之渐盛”[1]（P8）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沈德潜指出：“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醇。”[2]（P10）胡应麟说：“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3]（P35）刘熙载则指出：“唐初四子沿陈、隋之旧，故虽才力廻绝，不免致人异议。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4]（P57）20世纪以来，学界对张九龄诗歌的评价并没有超出明清诗论家的评说。然而，学界认为张九龄为唐诗由“初唐之渐盛”作出重要贡献，主要是针对张九龄的登临行旅、山水景物、感遇、咏史、咏怀诸诗创作而言的，并不涉及张九龄的应制诗。近人顾建国在《张九龄研究》中专辟“张九龄应制诗”一节，但只从艺术特征和美学风格着眼，指出其“雅正俊爽，言事昭切”的艺术特色。[5]（P146-149）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凡例》“五排凡例”评云：“张曲江、宋广平、张燕公、苏许公应制诸作，雄厉振拔，见一代君臣际会之盛。”[6]（P1559）一个朝代的应制诗能够从君臣活动指向中呈现出统治阶层的价值取向和主流文坛的审美趣向，并对同时期诗坛的创作风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研究张九龄的应制诗，有助于理解张九龄在唐诗由“初唐之渐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呈现开元前期君臣注重国事的活动指向和注重事功的价值追求据《四部丛刊》本《曲江集》卷二载“奉和圣制”诗27首，卷五载《龙门旬宴得月子韵》、《上赐水窗旬宴得移子韵》、《天津桥东旬宴得歌子韵》、《敕赐宁王池宴》4首，张九龄现存应制诗31首。①长期以来，我们对应制诗的认识存在着某些偏见，认为此类诗在内容上无非是歌功颂德，起粉饰升平、声色娱兴的作用。如《全唐诗》现存上官仪诗20首，其中12首为应制、宴游、酬答之作，多是逢场应景，点从张九龄应制诗看唐诗由初唐之渐盛陈建森作者简介陈建森，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31）。①顾建国《张九龄研究》统计，张九龄应制诗29首，占其现存诗歌222首的13%，或将插入卷一“奉和圣制”诗中的《南郊文武出入舒和之乐》和《南郊太尉酌献武舞作凯安之乐》两首郊庙乐章误认为是应制诗，而又将卷五中《龙门旬宴得月子韵》、《上赐水窗旬宴得移子韵》、《天津桥东旬宴得歌子韵》、《敕赐宁王池宴》4首排除在应制诗之外。见顾建国《张九龄研究》第143页，中华书局2007年2月版。[摘要]张九龄的应制诗在唐诗由“初唐之渐盛”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形象地描述了开元前期君臣注重国事的活动指向和关心民生、注重事功、安邦定国的价值追求和唐代社会逐步走向盛唐的历史轨迹，同时也隐藏着唐玄宗从早年励精图治任人唯贤朝晚年刚愎自用任人唯亲转向的玄机。它以昭切洗炼的叙事和委婉含蓄的比兴讽谕形成一种典实醇正、雄浑儒雅的艺术趣向，成为引领盛唐之音的一个响亮的音符。[关键词]应制诗注重国事注重事功典实醇正雄浑儒雅〔中图分类号〕I207、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1-0153-052009年第1期153--缀升平的寻乐轻歌；沈佺期、宋之问与上官仪一样，也写了许多奉和应制、宴游、酬答的诗；李峤、苏味道位显名高，所写多是逢场应景的奉诏之作。唐太宗、高宗两大宫廷诗人所写的应制诗，反映了当时君臣际会时逢场应景、优游宴乐的活动指向。唐玄宗开元前期与群臣的唱和诗，无疑仍然有歌功颂德、逢场应景、点缀升平的轻歌，但值得重视的是，这时期的应制诗描述了当时举行重大国事活动的情状。张九龄的应制诗作主要产生于两个阶段：一是开元十年至开元十五年（723-728）任中书舍人内供奉及守中书舍人期间；二是开元十九年至开元二十五年（732-737）奉诏还京先后任秘书少监、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兼知制诰、中书令期间。张九龄任中书舍人内供奉及守中书舍人期间，朝廷有四件大事：第一是要稳定西北局势，第二是玄宗北巡，第三是择廷臣为诸州刺史，第四是玄宗东封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