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口号里的教育VIP专享VIP免费

凌宗伟：口号里的教育口号，以其间接性、概括性和通俗性，在宣传鼓动、政策导向上常常起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历来被执柄者所推崇。在我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都不乏各种各样的口号，它们虽然良莠不齐，水平参差，但广大人民群众渐渐习惯了这种口号文化，并多多少少受之影响；而对于孕育社会各色人才的教育来说，口号的地位更是无以复加。学者郑金洲在《“教育口号”辨析》一文中指出：“教育口号”是教育语言的基本形式之一，在教育活动中颇为常见。“教育口号”不只是一种“政府的行为”，更影响着参与教育活动的每一个人，影响着教育理论的建构。我们常常发现，有时候几个字，或是一两句话，就足够左右一个时代的教育走向，而从“物无美恶，过之为灾”的角度看，在为教育鼎革推波助澜的同时，滥用和错用口号，也会带来新的掣肘和麻烦。建国六十余年，出现过的教育口号无以计数，为捋清它们对教育的影响，我们不妨以文革为界点，看看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政治背景，它们有何不同表现。与政治紧紧地捆绑的教育口号在五六十年代，让人耳熟能详的口号就是那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口号现如今依然有不少学校和老师们仍在使用。据说它的出处是1951年5月毛泽东为苏州市金阊小学8岁小学生陈永康捉特务被打伤事迹而做的题词，因朗朗上口简洁清楚而广为流传。而最具鼓动性的口号莫过于“向雷锋同志学习”、“又红又专”了。这样的口号固然在那个时期对鼓动学生认真学习、反复练习和实践，每时每刻都要注意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道德水平和业务技能，努力使自己成为雷锋式的“又红又专”的人物起到了一定的鼓动作用，但更为明显的，恐怕是硬生生地将教育与政治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了。于是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国家就就提出了这样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和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目的。也正是这样的教育方针与教育目的，为文革期间的对教育毁灭性打击奠定了理论基础。将教育打翻在地的教育口号到了文革，更是口号满天飞。叫得震天响的恐怕要数那句“停课闹革命”了，虽然只有五个字，但却魔力非凡。因为伟大领袖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于是就有了陈向阳在《畸形年代：大多数的文革──停课闹革命》中所描述的情形：“我们从来就不喜欢上课，而且早就有传闻，毛主席也反对上那么多课，还特反对老师拿分数压学生，那叫白专，智育第一。真正的好学生要德育第一，不能让老师牵着鼻子走。”“干革命，停课闹革命！太带劲了，不用再想让人头疼的算术语文了，不用担心考试了，本来挺凶的老师一个个全都和气极了，再也不提什么课堂纪律了，说话，玩东西，下位子乱串，老师只当没看见。有几个老师还跟学生赔笑脸，说欢迎提意见。嘿，早该这样！平时那么凶，现在害怕啦？晚了！除了听广播和政治学习，我们可以随便出入教室，早点回家也没人管，简直太好了！比过年都好！扬眉吐气，解放了！”在这样的口号下，教育从政治的附庸，迅速飙升为政治的先锋。教育本身则跌落到史无前例的低谷，几乎到了难以为续的尴尬境地，眨眼间师道、师德、师传连同所谓的文化、科学、艺术，乃至国粹和伦理统统都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了。在这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下我们所说的教育几乎荡然无存了。于是有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因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不是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吗，谁还敢埋下头来搞教育？这一“反动”了，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教育不仅全然失去了话语权更成了任人刀俎的对象，这恐怕是世界教育史里最为晦暗和惨淡的一页了。当然，与现在的应试教育越演越烈的情况相比，不可否认知识青年们在参加农村当时的所谓“三大革命运动中”，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农民，活跃了农村的政治文化生活和民兵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为改善农村的面貌做出了宝贵贡献。也改变了五六十年代远离社会，远离生活的不良风尚，但这些口号给教育带来的灾难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