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知文英雄将:战火英雄平文结局11920年，我出生在江苏无锡洛社镇霞臬村（今下高村）一个七口的农民家庭，祖辈世代以种田为业。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素来以“鱼米之乡”名闻天下，自古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但是从我出生起，家中的生活始终是在温饱线上挣扎。1933年，在上海打工的父亲，托人在那里给我找了个印刷社学徒的生意。1937年，印刷学徒期满，我没再干本行，进了无锡公益铁工厂（荣毅仁家族所属），开始与机器制造打交道，从而也为自己日后从事兵工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句实在话，旧年代学徒是苦，师傅也是非打即骂。但“严师出高徒”，到头来还是真能学点本事的。建国初期，许多兵工厂身怀绝技的大工匠都是这么熬出来的。“八一三”上海抗战，我们厂奉当局的命令紧急内迁到重庆，由生产纺织机械零件转产迫击炮弹等军火。当时“民转军”的厂子有几百家之多，现在大西南的许多重要兵工厂还是那时内迁工厂的老底子。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也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这里我开始接触进步思想。我最爱看的就是《新华日报》，我还以刘毅的笔名写了一篇《机器厂的一个学徒》的通讯，刊登在1939年5月3目的《新华日报》第四版上，在重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国民党对进步力量的压制打击和工厂资本家的压迫，我在重庆待不下去了。1940年5月1日，我离开山城，先到了西安。我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了20多天之后，由他们护送到了延安。在延安我和其他同志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学习了两年。1942年8月毕业，被分配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工局工作。著名的茶坊兵工厂就属军工局建制，当时的厂长是毛远耀（毛主席的堂侄），机械制造总工程师是沈鸿，化学总工程师是钱志道。1942年8月，我在茶坊兵工厂任厂部秘书，后任车间主任（不脱产），一直工作到1945年8月赴东北的时候。陕第1页共8页甘宁的军事工业从几十人的修械所搞起，发展成为拥有1300多人的7个工厂，成批生产了轻武器、迫击炮弹、掷弹筒等，有力地支援了部队作战。同时也为《解放日报》、延安中央医院、延长油田、延安广播电台等单位，生产了印刷机、造纸机、医疗器械和采油设备，这些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取得的成绩，许多同志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1945年10月17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聆听了毛主席《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后的第三天，我即从延安出发奔向东北（我是工人干部队第二中队中队长）。我们到达东北以后，形势已经很严重了，国民党部队已逼近沈阳。按照“让开中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我军于11月底撤出沈阳，东北军工部也尽全力把先前接收的从沈阳、辽阳、抚顺等地抢运出的机器和炸药等军工物资运往通化地区。1946年2月，我奉命去管理日伪留下的二道江发电厂，该厂共有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制造的汽轮发电机组3套，装机容量为31000千瓦，这在当时也是大发电厂了。经过我和其他同志的努力，电厂得以正常运行。受到了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朱瑞同志的表扬。5月份，奉军工部的命令，我接任二道江兵工厂副厂长，那个厂主要生产木柄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到1946年12月，我们共生产手榴弹7.5万枚，复装82迫击炮弹2000多发。在复装82迫击炮弹时，由于没有合适的引信，我们研究把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八八式野山加”炮弹引信装在82迫击炮弹上。但是由于野炮、山炮、加农炮都是线膛炮，其炮弹出膛后高速旋转，使引信内的“离心子”甩开，击针触发起爆。而迫击炮是滑膛炮，炮弹不旋转，这样击针不触发，我和同志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和精力才改造完成，从而为迫击炮弹的生产解决了关键的难题。国民党步步进逼，我们经过反复商讨，决定把工厂设备装上火车，由我驾驶迁往朝鲜。当时苏联红军还没撤出朝鲜，重要口岸都由他们把守。那次在朝鲜的东部的一个车站，因为火车要运行，必须有站长发的证件――一个叫“通行圈”的铜牌，第2页共8页政委马树良前去交涉，好久也没回来，我着急了，就拉了下汽笛催促他，可看守火车的苏联士兵以为我要开车走，抬手就是一梭子，其中一发子弹离驾驶室才一尺多远，差一点就打中我了。后来车开到另一个大车站，苏联士兵楞把我们的煤车挂到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