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这一生(林语堂口述自传)》有感[五篇材料]碰巧读到林语堂好多次收到编辑朋友的约稿信,邀约谈谈“对你影响最大的书”,“你认为最重要的书”,“你读了最难忘的书”,等等。到现在为止,这样的话题我还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脑子里一片茫然,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象我们这样“老三届”中学生,年轻时候该读书的时候,正逢文革,能读什么书哪容得了老百姓自己作主。年轻时读书,全是随波逐流,能读到什么书得看形势,碰运气。比如说,封建的书里,《红楼梦》是可以读的,当好书读,因为毛主席说过那是好书;而《水浒传》要读也只能反读,也是因为毛主席说过那要批判。《三国演义》毛主席没说,也就不能读。人类文明的精神粮食传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却是吃偏食长大的,营养不良几乎无一例外。当然书少也有少的好处,一是无所事事的乐趣比现在的年轻人多,二是万一和什么书有缘分碰在一起,读得比较仔细。文革最火的时候,也是我们最要读书的时候,除了领袖的书以外,只有一个人的书有领袖的待遇,那就是鲁迅先生的书。而且只有鲁迅先生享受革命导师的级别,编了很多版本的语录出来,供年轻人读和背。所以我们这些中学生就囫囵吞枣般吞了不少鲁迅先生的话到肚子里,除了知道原来可以理直气壮地“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看别人以外,还有就是知道了一些让先生骂得狗血淋头,批驳得体无完肤的人名字。这些人自然是不好或者不太好的,要不然鲁迅先生怎么会那么生气呢。林语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名字。至于林语堂写过什么,说过什么,我们怎么会知道。出国到了美国以后,各处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可以随便出入,如入无人之境,顿时彻底绝望: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书,这么多好书,这辈子要把失去的读书时间补回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第1页共7页就象年轻时候偏食缺油水的,再吃肉也还是偏食。所以一直到现在,读书还是凭运气,挑挑拣拣,全看这书有没有缘分落到我们手里。美国的书价高,买书是一件令人踌躇的事。可是美国小镇公共图书馆每年春秋举办的卖书会,卖的旧书便宜得令人兴奋,比一般旧书店的价格还要便宜八成,所以开旧书店的人也会来抢购,抢去翻五倍价格放在旧书店里卖。我们这样从文化饥荒年头里过来的人,自从知道卖书会,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硬封面一块钱一本,软封面五毛钱一本,这时候买起书来气壮如牛,快哉快哉。三五天的卖书会,最后一天是装满一大袋五块钱,买书就象买土豆一样。装不满的话,收钱的老头老太太会劝你再去挑几本,装满一大口袋。这种旧书,有些是几十年前流行畅销书,现在却早就绝版。比如我们轻而易举地买齐了约翰·根室的内幕系列。跟卖书的义工老太太说,我小时候读过这书的中译本,老太太惊奇得把我当成博览群书的老夫子了。还有一些书,上架不久,新书店里还在当最近新书卖,却不知怎么也落到这种卖书会上。这时就会庆幸自己幸亏没有花冤枉钱买了新书,或者懊恼几天前刚刚花冤枉钱从新书店里买了。这样从卖书会上如饥民般买书,就可能读了一些本来没有缘分读的书。有一次,在我们小镇图书馆的卖书会上,远远看到一本书深色漆布封面上,有一个一寸见方篆刻图章的装饰,颜色是那种地道中国印泥的红。这儿的美国老乡大概不会对这样的书感兴趣,那书就颇为落寞地挤在角落里。拣起来一看,林语堂的《美国的智慧》(linyutangonthewisdomofamerica),1950年初版本。于是,花一块钱买了回去。我想看看,林语堂是怎么写美国的。林语堂是中国人来美国谋生的前辈。中国人大凡成年后出国,如果不是拿个学位,成就专业后就“海归”,而是打算在异国他乡谋生,特别是用笔杆子写字谋生,那么“得到了天空”的同时,都有一个“失去了大地”的问题,那就是,你对谁去写呢,写了给谁看呢。王朔到美国一看就明白,说美国好是好,可他是靠写作吃饭的,不能呆在美国。林语堂老前辈是第2页共7页个异数,他不仅用中文写作是个文豪,他用英文写作,也能让美国人认他是个文豪。这样的人,中国人一百年能出两个,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一代人,叫哈金。中国人在美国写作,有个规律,凡是用母语写的,写了是给母国同胞读,那么大多是写美国的事。仍然写中国事的作家,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