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廉洁拐点》心得体会5篇【篇一】就像恐惧一样，私欲是人性中正常的一部分，但是贪欲却是人性恶的绝对部分。腐败起于私有制，盛行于权力社会，只能终于共产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自古至今，人性恶的那些部分，如同贪婪、自私、好色，欲望等作为本性并没有发生改变，人的行为没有变得更坏，也不是文明发展的成果，而只是限制人的欲望的法律制度等越来越健全，违法和破坏公德所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在国家层面，社会主义文明化所带来的制度健全所编织成的笼子越来越有效地将权力控制在笼子里。《廉洁拐点》出版于2017年3月份，作者高波先生是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副研究员，历任中国社科院青年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廉政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等。在本书中，作者立足国际国内两种视野、历史和现实双向思考，剖析美国、瑞典、新加坡等20世纪内向型廉洁拐点，解读中共十八大后腐败治理和党内治理的“新治理革命”。本书指出，随着新时代和新治理革命的到来，中国将迎来21世纪全球首个双重外向型大国廉洁拐点的到来，这是国家成长的新起点，后植廉洁拐点期的“民心红利”“制度红利”和“法治红利”将全面提升中国政治的确定性、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预期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强国之路转轨奔向高速铁路。一、廉洁拐点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廉洁拐点》一书主要分为上下两部分，在前一部分里，作者介绍了美国、瑞典、新加坡三个国家跨越“廉洁拐点”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详细分析了苏联的失败典型原因。从中国古代盛世王朝的发展历程来看，秦、汉、隋、唐、宋、明、清这些国家大一统朝代，均实行了预防和惩治腐败改造，相对的政治清明才维持了比较长的王权统治。而从人类社会历史来看，廉洁拐点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持续性的政治、法治和改革进程，意味着廉洁公共产品的社会总供给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和趋势性改变。高波第1页共17页在书中对20世纪以来美国、瑞典、新加坡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反腐历程进行了深刻剖析，认为正是在廉洁拐点之后，这些国家才真正进入了“成功国家俱乐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腐败成功治理，这些国家普遍出现了异曲同工的“廉洁内驱”现象，使得整个国家穿越幽暗的“腐败隧道”，向着正确的目标和方向实现关键的“廉洁跨越”和国家成长。而在廉洁拐点失败的国家，比如前苏联则不幸收获了亡党亡国的命运。所以说，廉洁拐点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必然选择。高波指出，当今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贸易国、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和第二大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的经济战略举动时刻牵动全球神经、吸引国际关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正风反腐为基点，实现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国际治理的有效联动。对于中国来说，在改革不停顿、开发不止步的基础上，厚植廉洁拐点所带来的“民心红利”“制度红利”和“法制红利”，有利于保持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和全面进步；对于坚持“以民为本”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抓住廉洁拐点的历史契机，把党的领导和执政体系打造成“不忘初心、不负民心”的责任体系，让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适应从“权力分享”到“压力分担”的转变，将促使正风反腐“高压”变“稳压”，党内治理“动态”成“常态”，从而始终保持正视和因腐败演化严峻复杂局面的政治定力和行动担当。从这方面来说，廉洁拐点又是民意民心的必然选择。二、廉洁拐点是强国崛起的新起点全书的下半部分则是系统介绍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问题上采取的各项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高波提出，廉洁拐点不是治理腐败大功告成、一劳永逸的终点，也不是稍纵即逝的断点或一蹴而就的跳点，而是国家成长或者“再国家化”的新起点，以及国家治理体系打造现代化“升级版”连贯过程中的跨越点或者转折点。廉洁拐点的出现，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从“快成长”到了“快成熟”的加速期、机遇期。通过对美国、瑞典、新加波三个西方国家利用廉洁拐点打第2页共17页造国家治理体系的2.0版本，高波提出了廉洁拐点的6s模型，即超级政治家、正确的战略、持续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