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研究》2015年6期“语文”是什么及其他——回应徐林祥先生的批评【摘要】何谓“语文”的问题是目前语文教育学术研究中有待破解的难题。在语文教育学术话语中，客观上存在着大小语文的差别。忽视这一点，就会囿于己见得出错误的结论，徐林祥先生对笔者文章的批评就存着这样的误区。徐先生批评文章中指出拙稿几处史料失准问题确实存在，但徐文的大多数文字并不在理，需要特别指出。【关键词】徐林祥；语文全象观；大小语文观；教育史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5）16-0013-04感谢徐林祥先生以长文《浮躁：当前语文教育研究中的不良倾向》（《语文学习》2014年第11期》，以下称“徐文”）不惜笔墨回应笔者的《在母语课程的源流中重新审视课程目标的取向——兼与徐林祥、杨九俊二位先生商榷》（《课程·教材·教法》2014年第1期）。闻过则喜为学习者应持之道，徐文指出拙稿几处史料失准的问题，令笔者汗颜，当引起笔者警醒。当然，对徐文的不当之处也需要明告，方可不失在争鸣中求真务实的态度。一、关于“概念混乱”“自相矛盾”徐文列举了笔者多篇已发小文片段，称“张毅先生所说的‘语文’与‘母语课程’及相关概念究竟是指什么？上述概念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颇令人费解”。因“费解”，林祥先生就批评拙稿“概念混乱”，这种批评恐难副其实。何谓“语文”？解释者甚多，例如申小龙先生写过《语文的阐释》，陶本一先生写过《“语文”的阐释》，徐林祥先生也写过《说“语文”》。“语文”一词的本义是“言语（口语）文字（书面语）”，拙稿《六十年“语文”史论”（1887-1950）》就从这一本义展开论述。但1950年后，“语文”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将“语文”诠释为“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一语四文”者比比皆是。应该说，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是正常的，佛教在发展过程中都分化出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在语文教育发展进程中，出现以提高语言能力为其旨的“小语文”观和以提高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大语文”观也就莫需惊怪了。将“语文课程”之“语文”按其本义理解显然属于“小语文”观，而将“语文课程”之“语文”诠释为“语言与文字、文章、文学、文化”的观点则可归入“大语文”观。笔者曾指出这两种“语文”观：“将语文释为‘语言’和‘文学’者，希望在语文这个框架之内给予文学教育相对独立的位置；而将语文释为‘语言’和‘文字’或‘语言’和‘文章’者，则希望别开生面重构独立的文学课程。”笔者的几篇小文就分别从大语文观和小语文观两个不同的立场出发展开论述，基于区分的考量，笔者后来提出将所谓的“小语文”课称为“国语”课，而将“语文”视为一个以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为其旨的学习领域或者人文性课程组的名称更为合适。语文教育需要打组合拳，在新一轮中学语文课改和语文高考增分的背景下，根据语文全象观，在语文的大框架下，国语课（以语言应用型知识为先导，重语用，侧重语言思维训练，为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打底）、文学课（重诗意启蒙，重审美鉴赏）和文化经典选读课（侧重于通过中外经典文化文本实现文化义理教化）应分科教学，重语用的国语课是主体，重视为学生精神打底的文学课和文化经典选读课是两翼，如此，语文教育才能真正地起飞。什么是“母语课程”？此概念本身比较模糊。为了明确其内涵，王宁先生曾提出此“母语”指“社会母语”，非“自然母语”。在语文教学界，目前多数人将“母语课程”等同“语文课程”，笔者在《在母语课程的源流中重新审视课程目标的取向》等文中就沿用了此说法。但在进一步的思考中，笔者认识到“语文课程”和“母语课程”名称混用很不严肃，所以笔者在《语文课程就是母语课程吗》中明确指出了“语文课程（群）”与以言语教育为本位的所谓“母语课程”概念的区别。另外，笔者提出将我们常讲的“母语课”称为“国语课”更合理据。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我国通用语言和通用文字是普通话和简化字，所以我们经常讲的“母语课”实际上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课程。根据汉语惯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课程”应简称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