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细节上颠覆历史的宏大话语余秋雨的散文曾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至今没有停息，但是，从学术上也没有进展。原因就在就余秋雨而论余秋雨。其实，余秋雨的评价问题，要和南帆联系在一起才有希望得到解决。大凡对余秋雨无限崇拜的读者，读懂了南帆，就可能理解为什么一些论者总是对余秋雨的散文不满。大凡对余秋雨不满的论者，只要读读南帆就会有无限的欣慰感。余秋雨的出现，引发了散文界一场大争论，除了文史知识的“硬伤”以外，关键在余秋雨的所谓“滥情”。持这种说法的人士相当广泛，显然，有不够公平之处。如果把余秋的散文当作“滥情”的标本，则许多名家很难逃“滥情”的恶谥。问题可能并不在余秋雨，而在读者。不是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余秋雨。一般的读者，厌倦了流行的、老套的自然景观的诗化的赞叹，一见到余秋雨的情智交融，自然而感到耳目一新。而另一个层次的读者，受过西方现代和当代文学熏陶，他们的文学趣味重在智性，在文学中追寻人生哲理的阐释，在他们看来是最高境界，因而，对于抒情持某种拒斥的立场。对于余秋雨散文中的抒情成分，自然十分厌恶。两种读者事实上是代表着两个时代，两个流派，文学鉴赏经验和趣味相去甚远，争论起来，有如聋子的对话。批判余秋雨滥情的人士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很少举出超越滥情之作，就是勉强举，也只是顺便提提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毕竟时代距离遥远，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散文。站在两派之间的读者多少有点摸不着头脑。超越审美的、审智的散文在当代世界文学领域中比比皆是，如罗兰•巴特《艾菲尔铁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无用”。但可惜的是，论争的另一方，并不熟悉，甚至也并不认同其艺术成就。如果能举出我国当代的散文，对话的有效性就可能提高。当时，在参与论争的时候，笔者就举出南帆的散文。以他为代表的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超越抒情，冷峻地审智，以突破话语的遮蔽为务。但，七八年前，南帆的散文还不具有经典性，此论并未引起注意。可喜的是，事到今天，南帆的散文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获得了《人民文学》的大奖以后，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有了南帆这样的成就，再来看余秋雨的评价，就不难把问题的要害弄清楚。南帆不像余秋雨那样关注自然风物，就是写到也很少赞美。能与自然景观挂上钩的，可能就是那篇《记忆四川》，他也正面写到了三峡，也有些“雄奇险峻，滩多水浊，朝辞白帝，轻舟逐流，涛声澎湃”的词句，但是，他似乎并不怎么为之激动，他关注的是：“李白遇到的那些猿猴还在不在？”等到出了三峡，两岸平阔了，“江心的船似乎缓慢地停住了”，这时，如果要让余秋雨来写可能要大大激动一番了。可是南帆却这样说：“这时，不用说也明白，四川已经把我们吐出来了。”就是日后翻阅日记，在回忆中，也并未被美好的山河所激动，所有的感想，实也仅仅是一个证明,“证明我的确到过四川”。从这里，可以想象出能够欣赏南帆这种“酷”、这种冷峻的读者，读余秋雨那样的诗化主导的智性思考，是个什么感觉。南帆在另外一方面也和余秋雨很相近，也喜欢写人文景观，但是，在余秋雨那里人文历史的价值是神圣的，充满了诗意的，而在南帆这里，历史固然有神圣的一面，但是，他却冷峻地怀疑神圣中有被歪曲了的，被遮蔽了的。他以彻底的权力话语解构和建构的精神，来对待一切历史的成说。他在《戊戌年的铡刀》中，并不像一些追随余秋雨的、年纪并不轻的散文家那样，把全部热情用在烈士的大义凛然上。也许在他看来，文章如果这样写，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了。他显然受到福柯的影响，用了一些笔墨考证腰斩那样的酷刑。当然，他才智发挥得最淋漓的地方，却在写六君子中的林旭。为什么要选中这个人，因为是他的同乡？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从林旭身上发现了历史定案存在着的遮蔽。虽然梁启超在他牺牲后为文说他“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干云而上，冠岁，乡试冠全省”。把他捧上了天。但是南帆认为这是有意夸张。因为梁启超自己亡命日本，对牺牲的战友心甚抱愧，溢美之词，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补偿”。南帆更感兴趣的是，历史的主导价值如何掩盖了复杂的真相，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