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的边界和核心】边界合作讲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个重要的历史文本，它在当代中国被阐释的频率无疑是很高的一个，文本迄今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讲话》而不会混淆和湮没于历史与现实，也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亚文化现象。纪念《讲话》似乎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建构的一部分，当然，这样一种当代文化往往是真伪参半的，而倘若把“纪念”仅仅理解为一种仪式，那么这样一种仪式还是具有几分真诚的，这种历史和文化感，促使我在研读和思考《讲话》以及它与延安文学乃至现代中国文学的关联时，往往不能不意识到《讲话》的边界和核心。在我看来，对这个边界和核心问题的理解，其实是理解《讲话》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或者更大些说，是一把理解现代中国文学之历史走向和文化内涵的钥匙。有如任何一个历史文本，《讲话》也存在一个话语边界问题。只要你认为文本具有无可置疑的历史属性，那么文本就存在一个边界问题，文本的有效性是在它的边界之内发生的，真理往前哪怕多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信然。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乃是因为它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也就是边界，超越了这个范围，就会变成历史对现实和未来的越位或犯界，就有可能演变成灾难。文化也是如此。一种文化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乃是由于它因应和凝练了所处时代的需求，而能超越时空发生异样的生命的，乃在于它内在具有一些关乎生命、自然、宇宙的永恒性话题。但经典不能代替今天和明天的创造，经典还是有它生存的边界。譬如我目前栖息其间的这座城市，原本是抗战时期的陪都，无疑正在发生着一种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可文化创造的激情，却在近年被不恰当地引导到了对于某类经典的复制之中，这是对于经典的误读和滥用，人们忘却的恰恰就是历史和经典的边界。由于研究的需要，我看过不少关乎《讲话》和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论著，其中一些颇能给我以思想的启迪，感谢这些思想者，但也有一些所谓老左派、新左派和受福柯等后现代文化思想影响甚深的研究者的思考，我实在是不敢恭维的，他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正在于忘却了历史和理论第1页共4页的边界，忘却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存在，而自以为掌握了历史、文学和文化的真理。那么，《讲话》的边界到底在哪，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认为，《讲话》在现代中国的意义，首先不是理论思想上的，而是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和文艺政策上的，这是准确理解其历史和当代价值的前提，也即我所言的边界。《讲话》的产生过程非常复杂，偶然与必然在此总是纠结于一起。说它偶然，乃是因为它的产生的最初促动，就是由于那么几个延安文人和几篇作品引发的。一个重要的文人就是鲁迅的弟子萧军。萧军在延安时期曾经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关爱，但是他跟周扬等人的矛盾又是那样不可调和，而当萧军等人的自由批评权利受到周扬等人的压抑时，他就在毛泽东面前提出了中共中央有无文艺政策、应该制定文艺政策的话题。毛泽东坦率地说，整天忙着打仗，哪有什么文艺政策，但是他对文艺政策的制定当即表现了极大兴趣，进而挽留萧军等人为他收集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周扬曾经提到延安作家有“鲁艺”和“文抗”两派，前者主张歌颂，后者主张暴露。丁玲对此做过严厉反驳和否定，其实否定并不符合历史实情，延安文人中的派性和矛盾是自然存在的，萧军和周扬的矛盾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当然丁玲不是周扬所言文抗派的首领。再者，文艺座谈会之前，丁玲、王实味等人集中发表的《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一系列批评尖锐的杂文，还有那些讽刺性的漫画和吸引人们目光的“轻骑队”之类的墙报，尽管初衷都是为了帮助延安整风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也并非有违延安整风的旨意，但其在延安高级干部中所引发的不良反响，也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这些并不令人愉快的文化现象的发生，对毛泽东有关文艺政策的关注和思考，应该说或多或少都有些触动，也有些偶然的吧。《讲话》的产生有其偶然性，但更多是必然，有其不可移易的历史逻辑性，它在毛泽东的政治文化建构和意识形态权威的形塑上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讲话》之前，其实延安并非没有党的文艺和文化政策，延安当时的文化政策还是非常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