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人生观之我见古人有言“士可杀不可辱”；孟子也是说“舍生取义”的。对于古人来说，似乎在人格受到威胁或是侮辱的时候，毅然决然的赴死，将是最好也最能保存尊严的做法。毅然赴死的人历来被人称道，至少也是作为悲壮的代名词被人同情着，例如自刎乌江的项羽，千百年来都是人们称颂或同情的对象。可是，司马迁不是这样，对于生与死，他或许有自己的看法，更有着自己的选择。自李陵之祸后，司马迁可谓是遭受了一个重大的打击，身体上，精神上皆然。无疑司马迁是痛苦的也是动摇的，生与死的边缘徘徊，他不是未曾怀疑过。他在《报任安书》中说“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这都不难看出他心中痛苦和他对自己当时地位的评价，他可以选择死，只是那时死了，也只是作为一个敢说真话不畏帝威，亦或者保留人格慷慨赴死的忠臣青史留名而已，可是对于司马迁来说，人生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这样，所以，他选择了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报任安书》中的名句，自来被当做司马迁生死观的标志性语言，无数次出现在各种文本中，再一次了拿了出来，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但是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么短短的十五个字的确最能表现司马迁对生与死的态度了。很多的时候，人不是不敢死，而是不能死，匕首一把，白绫一条，毒药一瓶，死很容易，但死的有意义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司马迁颇重忍辱负重、死得其所的人物，在《报任安书》中就明确的指出“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在《史记》的众多篇什中也不难看出这一点。如司马迁颇为赞赏季布并为之作传，季布本是项羽大将，项羽兵败垓下后，高祖刘邦悬赏千金购买季布的人头，当时季布的处境可谓是尴尬的：进，有刘邦的杀令；退，故主项羽已死。或许于他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死了之，既全忠主之名，又免受刘邦追杀，可是这样的死真的有意义吗？壮志未酬，一身的本领也无用武之地是以，季布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不惜“为朱家钳奴”保存一命，最终“布见召，谢，拜郎中”，一身的本领有了为国效力的机会，是以，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评语“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而在《史记》中更能体现司马迁这种生死观的就是《越王勾践世家》了，越王勾践，一国之主，身份地位尊贵至极，会稽一战沦为阶下囚，甚至亲为夫差马前卒，作为一个君王到了这种地步，便说是尊严扫地也不为过了，会稽山上，勾践也可以一了百了，虽为亡国之君，也可以像项羽一样成为一个悲剧英雄。但勾践的做法却是忍辱偷生，争得了归国的机会，回国后“乃苦身焦里，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最终报了会稽之仇。虽然在文中，司马迁并没有直接对勾践的行为发表赞赏的议论，但不难看出，作者在写作时，是抱着赞赏的态度的。由此可见，对于司马迁来说，死并不难，活着才是更需要勇气的事倘若死的如鸿毛般毫无价值，不如留着生命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活着并不是因为害怕死亡，为的是，有留传于后世的成绩。“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史记》中又一句时常出现的名句，司马迁不但重视为何而死，也很重视为谁而死。贸贸然的一死只能称为愚忠，为值得付出生命的人而死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为。荆轲是司马迁颇为敬重的人之一，荆轲为燕太子丹视为上卿，于是在燕国遭遇危难时，荆轲毅然答应刺秦试图挽回危亡虽最终失败，但荆轲士为知己者死的那种悲壮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那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既唱出了此行的艰辛与必死的悲剧，却也反映了荆轲为酬知己不惜一死的决心。而司马迁更加赞誉的刺客莫过于豫让，豫让“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去而事智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