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些年，随着一批民国老课本的重见天日，激起人们对于那个年代教育图景的热情及想象，也再一次触发人们对当下母语教育的集体反思，包括教科书的编写。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教科书所揭开的只是民国教育之一角。在它们背后，蕴藏着更为广阔、也更耐人寻味的历史景观。值得重视的一段历史是：尽管移植于西方的现代新教育已从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上全面改写传统中国教育，小学语体文教科书代替了“三百千千”，“狗，大狗，小狗”代替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但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民间，文言文与语体文呈现出二水分流、双峰并立的景象，两者一旧一新，相济相生，使得文化的薪火不至于中断在中国教育史上，1920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以徐世昌为总统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文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此事件堪称中国母语教育史上旷古未有的变革。胡适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这个命令是几十年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前了二十年。”不过，在当时的中国，新式教育兴起不到二十年，上千年的教育传统还在顽强地与之抗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纸训令，并没有使“之乎者也”彻底退出中国教育历史舞台。在广大的城市、城镇和乡村，仍然活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私塾，所使用的还是“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被称为启蒙小四书），以及《论语》、《孝经》之类的传统蒙学教材。据资料统计，1922年，南京有私塾五六百所，广州有一千多所，全国加起来有一万多所，而遍布乡间的三家村式的蒙塾更是无以计数。从数量上说，远远超过全国的新式小学，形成蔚为大观的新旧并存的格局。当时一些生活在得风气之先的都市读书人家，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往往采取一种变通的方式：先让子弟在家塾念上二三年甚或三四年的“子曰诗云”，再去新式学堂念书。或者干脆新、旧同时进行；周一到周五在学堂念书，周六去私塾念“子曰诗云”。陈从周先生在回忆早年受教育经历时说：“父亲去世后，我十岁那年妈妈将我送入一所美国人开的教会小学上学，插入三年级，但是我几个弟兄的中文根底，却是老姑丈打下的。妈妈将我们几兄弟托付了他，因此我每天放学后要读古文，星期天加一篇古文，洋学堂外加半私塾。”施蛰存先生的情况也颇相似。他在世时曾对笔者提起，当年在上海松江上新式小学时，周末还要到一位老先生那里学古文。另有家境更殷实的人家，则利用寒暑假延请旧学功底好的先生上门补习。杨振宁先生幼时在厦门上过私塾，在母亲的指导下背过《龙文鞭影》。后在清华上初中的暑期，时任清华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先生，特地请了清华历史系的一位高材生教他《孟子》，花了两个暑假才把一部《孟子》讲完。后来，杨振宁回忆说：“现在想起，这是我父亲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父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才能时，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极力把孩子朝这个方面推。但当时我的父亲没有这样做。他却要我补《孟子》，这对我这一生有很大意义。”(二)无独有偶。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高锟，从小在上海长大，每到寒暑假，身为律师的父亲专门为他延请一位家庭教师，指导他读《论语》、《孟子》，还有《古文观止》等，且都要背诵。值得注意的是，杨、高二人的父亲均受过严格的西方教育。除这两位科学家外，还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胡适、陶行知、陈寅恪、郭沫若、钱穆、竺桢、邹韬奋、朱自清、朱光潜、郁达夫、徐志摩、茅以升、梁漱溟、李四光、蒋梦麟、顾颉刚、傅斯年、丰子恺、鲁迅……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单如果一直列下去，几乎囊括了近现代中国人文科学界的杰出人才。而他们早年，均接受过传统的“之乎者也”的教育。而另一面，即使在新式学校里，国文教师也并不全用语体文教科书教学。笔者采访过多位在1930～1940年代念小学或中学的学者。老先生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笔者，当时上小学时学的还是语体文，但到了初中、高中则几乎全是文言文。邓云乡先生在其著作《文化古城旧事》中提到当时高中生须会写文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