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文化贬值与文明恐慌春节回想思考VIP免费

文化贬值与文明恐慌：春节回想思考一、现象：节日的报道春节回乡本是件温暖、喜庆的好事，但今年多篇关于回乡见闻的负面报道屡屡刷屏并占据媒体头条，发人深思。这些消息或真或假，或肤浅感性或思辨理性，都共同反映当下以“家族”观念强烈而闻名于民的中国人，对自己根之所在的农村产生了深深的恐慌。中国人敢上天下地，用繁华的欧美炫耀身价，以荒蛮的非洲夸耀英勇，却不敢回乡哪怕一个星期。这种宁愿出国也不敢回乡的症结与其说在于现实上的艰难困苦，不如说在于观念上的标签化与妖魔化：在追求现代化的当代，中国农村因其被甩出现代化潮流的状态而被贴上贫穷、落后、困苦乃至于低等的符号，反映出以“文明”自居的城市居民对不符合现代化标准的农村环境的不适与排斥，可称之为文明恐慌。在中国，城市人口往农村的迁住是短暂的，农村人口往城市的迁住却是长期的，由此产生与文明恐慌交相辉映的另一个问题：文化贬值，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在价值信仰体系上被破坏、颠覆，在心理上陷入迷失、自卑、自我压抑，而在行为上则体现为奇装异服、暴戾、敌视。我们常常看到进城青年吊儿郎当地在地铁上拿着苹果手机在刷屏，常常听到实业家们批评90后、00后的产业工人难以满足、喜欢跳槽，实际上这些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史在中国的再次重现。卡尔·波兰尼指出，“他们堕落的真正原因正是在于他们生活在‘文化真空’中……他们在厌倦中渐渐死去，或者在放荡中浪费他们的生命和财物”。原因在于，“人们为之工作和奋斗的目标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不是机体对诸如单纯食物的匮乏这样一种外在的、未经文化决定的情境的反应”，而现实正“将原始民族从它的传统道德中连根拔起”。这些现象也许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毕竟历史上曾经发生；但是，卡尔·波兰尼描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这些现象却重现于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仅此就足以使我们不能再假装视而不见。二、反思：今天的农村第1页共5页首先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指标和表征就在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物质财产，而非似乎虚无缥缈的文化。正如卡尔·波兰尼所言，资本主义的后果是“一种文明竟然会被一系列没有灵魂的制度的盲目行为毁灭掉，而且这些制度的唯一目的仅仅在于让物质福利自发增长”。提高物质生产效率需要的是庞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规律的生产节奏、确定的产生结果与高度聚集的生产要素，这与分户劳作、季节性强、依赖自然、要素分散的农业文明是根本不容的，尤其是与中国传统上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内向型农耕文明不相容。因此，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村都经历了被掠夺、撕裂从而凋敝、堕落的过程。但是，城市需要的生产要素恰恰在于农村——廉价原材料与廉价劳动力。对于原材料，采取的是价格剪刀差，即打压农产品价格对工业进行补贴；对于劳动力，采取的则是把农村青壮年劳力输送到城市，却把劳动后伤残病弱者退到农村，把扶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抛给农村，这被陆学艺先生称为“城乡不等价、不合理的交换形式”。前者造成了农村视觉可见的经济落后，而后者却直接摧毁了农村文化，导致农村价值体系严重荒漠化与农村治理黑恶势力化。媒体近年报道的问题农村，无非以下五种：留守村、黑恶村、暴富村、赌博村、邪教村，而凡此种种，根源就在于工业化进程对于农村资源的剥夺和文化的破坏。这并非中国特有，但中国付出代价尤为惨重，因为破坏了农村就相当于破坏了中国的文化根基。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但是近百年中，外来侵略在破坏农村，内在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在破坏农乡，中国近百年史成为一部农村破坏史。由此，产生了当时的农村自救运动，并且可以认为延续至今——每年中央一号文件不都以三农为主题吗。但是，文化是最最以人为本的，人都没有，文化无从谈起。那么我们接下来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至少认识到这个问题呢。去年底的一则新闻已作了很好的回答：当李克强总理提出如何克服大城市病、突破人口分布胡焕庸线时，部分专家提出的对第2页共5页策是发展更多的大城市，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