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教育思想VIP免费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㈠论培养新式国民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㈡论变科举、兴学校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者能够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他认为行上策国强，行中策国安，行下策国存，如果仍一成不变的话，国将不保。梁启超参照日本教育制度，按人的身心发育将教育分为四个时期：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6岁至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岁至21岁为少年期，受中学教育或同等程度的实业教育、师范教育。21岁至25岁为成人期，受大学教育。㈢论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出自对传统官方教育只重高等教育而忽视初等教育的批判，梁启超尤其强调小学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人生治学的基础，他比喻作登楼，不可能不经过初级就登上楼顶。所以他认为：“今日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之始。”也是要仿效西方实行强迫义务教育。他对小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都有具体论述，还草拟了日课表。他反对体罚，强调减少课时，充分开展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课外活动，如参观、游戏、体育、音乐等。在各类教育中，师范教育又是发展的基础。梁启超撰写《论师范》一文，他指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因此师范学校必须首先办理，以保证小学有合格师资。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中包括寻常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直到师范大学的师范教育系统，他还详细介绍了日本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