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民主在中国政治的起源和发展网络民主兴起于20世纪末，此时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期，一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工业化、市场化进程加快，基础教育普及率和民众识字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社会出现了有限的多元化，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初步规模，但面临严重的短缺困境，面对公众强大的民主压力政府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缺乏足够的制度化能力与引导能力，表现出一定的失衡状态。这与中国在改革开发初期采取的“经济先行，以经济发展带动政治改革”的非均衡发展策略是息息相关的。取这一策略，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由于经历了十年的文革动荡，中国的经济发展己经严重滞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能否在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中谋求发展是现代化成功的关键。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国外学者也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政治动荡，政治不稳定几乎成了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伴生物。因此，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2]。只有依靠强大的政府能力保持政治稳定，社会资源才可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和高效利用，社会才可能在政府动员下由分散状态走向集中。这一策略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发展的后遗症。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滞后的政治改革导致了强大的民主化压力，民众的政治参与面临严重的制度供应短缺。这种制度供应短缺主要表现在：制度化参与渠道狭窄，法制途径成本太高，表达民意机构功能虚化许多原本是法律规定的公民参与权利由于种种原因而得不到落实。制度供应短缺导致了非制度化参与和非理性参与。但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政治参与趋势是无法抑制的，同样，在改革开放中聚集起来的强大民主诉求也不容忽视，如果政治参与问题得不到解决，民主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势必影响政治现代化的持续与稳定。政治现代化学者普遍认为，政治参与能否与政治制度化水平协调发展，这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能否稳定及持续的关键因素。如日本政治学者蒲岛郁夫认为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息息相关，“政治参与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的经济平等、政治稳定的函数。同时，政治参与为政治稳定发挥作用。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政治体制对国民意愿的反应越敏感，随之，也可以提高公民同政治体制的一体感和正统性，直接关系到政治体制的稳定”[3]。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国家能否解决好参与危机，即能否吸纳和满足新兴利益集团的参与愿望和动机，是能否保持政治秩序关键，他提出的“政治参与/政治制度=政治稳定”公式，是研究现代化国家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的关系的经典范式。可见，参与热情高涨与制度化参与渠道狭窄所形成的参与困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障碍。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所承受的民主压力将越来越大。网络的兴起给中国民主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参与渠道，为民众参与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持。传统的政治控制手段面对网络民主现象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正如李永刚所言：互联网络的扩张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己成为政治控制的“克星”，它正以自己的节奏改变甚至摧毁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控制机制[4]。传统政治控制的失效释放了中国民主的空间，激起了民主极大的参与热情，但同时又处处受到现实政治制约。可以说，中国特定的政治生态在为网络民主提供发挥空间的同时，也为网络民主的作用设定了一个限度范围。二、网络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现实功能和作用在探讨中国网络民主的功能之前，我们还是回到与民主相关的话题中，当然这不是个轻松的话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观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5]，各种民主理论范式粉墨登场、错综复杂，探讨民主问题将注定会引来无穷尽的争议。但另一方面，在各式各样的民主理论范式背后，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民主是一种参与，对参与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民主观如谁参与、参与什么、以何种手段参与等。从政府过程的角度来看，完整的政府过程包括：初始阶段、过程阶段和结果阶段，民主即意味着公民采用特定方式参与政府过程，那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