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个体餐饮第一人——刘桂仙背景资料：1980年9月30日，刘桂仙和老伴郭培基在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开办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个体饭店——悦宾饭店。当时这家饭店的开业几乎惊动了整个世界。以打倒“走.资派”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桂仙创立了一家个体饭店。如今的她已经76岁了，虽然身体日渐虚弱，但她作为中国个体餐饮业第一人的名声依然如旧。经济上的自由化让中国从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并登上世界舞台，数百万人自此摆脱了贫困。1980年，刘桂仙一家的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的。“我孩子太多，收入少，生活特别困难。那时候我给人家做饭。我想，我会做一手好菜，干嘛不自己开个小饭馆呢？而且，开饭馆也没坏处。我把工作辞了就去开饭馆了！”刘桂仙说，她开饭馆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一是想赚些钱让家里的日子过得松快些，二是想让两个没工作的孩子在自家的饭馆里学学手艺，日后好找个工作。但是，开饭馆的过程却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开饭馆首先需要一张营业执照。而在北京市东城区工商局，人们一听说有人要开饭馆都笑了。人家说：“你回去吧，开不成，国家没政策，你还是回去吧。”我就跟人家讲道理，我说就想自己挣钱，让孩子吃饱穿暖。他们说，你这主意是好的，但是我们没人敢给你开营业执照。就在前一年，中国政府已提出要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允许“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可是，实际上，北京当时还只是对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并没有针对其他行业的相关政策，工商局还从没有为私人开饭馆办过执照。那时，全北京的饭馆都是国营的！可是，刘桂仙却一心要把她大胆的想法变成现实。她天天跑到东城区工商局求人家给她执照。“后来，不知是工商局得到上级通知，还是他们合计了，反正同意开业了”，工商局的干部还为其担保，从银行贷了500多元钱。“买了一台冰箱、4张旧小桌、十几把小木凳……我手里就只剩下36块钱了。”刘桂仙拿着这剩下的36元钱，到朝阳菜市场转了又转，却发现在这家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大食品店里，她能搞到手的只有鸭子。当时，中国城市实行供给制，大部分商品都需要凭票证购买，在朝阳菜市场里，只有鸭子不用凭证购买，于是，她用手里仅有的36元人民币买回了4只鸭子。1980年9月30日，刘桂仙的悦宾饭馆开张了。庆祝的爆竹一响，饭馆的门外就排起了长队。几个小时之内，刘桂仙就用4只鸭子做的菜为她赚了可以买7只鸭子的钱。“那天排队得排出一百多口子人去，下着雨，大家都打着伞。那天我原本是想先试试，看看有没有人来吃饭。一试，那可了不得，一放爆竹，人们听说有私人饭馆开张了，消息一传俩、俩传仨，就传开了，人们都来看热闹。”曾就职汽车修理厂的退休职工话说当年“我们扒着门缝看”，他们看什么叫个体餐馆。个体餐馆虽然开张但没执照。工商局允许悦宾先斩后奏，主要为扶持私营经济这一新生事物，扶持具体而微。开张当晚结算，4只鸭子变成7只。就这样，悦宾饭店在最初的日子里，“连着倒了一个礼拜的鸭子，鸭子倒鸭子。”在一切凭本购货的票证年代，供应短缺让刘桂仙“急得直撞墙”。为了能买到更多的原料，刘桂仙曾经天天拎着大包到河北农村去采购。这一段艰苦的采购日子也给晚年的刘桂仙落下了一身的病痛。3个月后，北京出现了可以自由买卖农产品的市场，购买原材料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这时，悦宾饭馆的名气也越来越大，翠花胡同里总是熙熙攘攘，来看热闹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挤满了小小的餐厅。据刘桂仙回忆，当时的食客有三类人：使馆人员及住在华侨大厦的客人，如住在华侨大厦的香港演员郑少秋就光顾悦宾多次。周边机关，如文化部、法院、人民教育出版社、妇产医院的公职人员。东四西大街卖服装的个体户。周边住户基本无人光顾，对于月收入三四十元的工薪阶层来说，下馆子无疑为败家之举。使馆人员光顾的频率几将悦宾包揽。于是，刘桂仙创造性地提出包桌制，一桌10人，1人10元。四张桌子一拼，铺上一块白底红花泡泡纱的桌布，像模像样。悦宾对老外的吸引在于“比饭店好吃又便宜”。当然，不乏暗中观察悦宾。比如，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龙布乐的报道“在中国，美味食品和私人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