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五十八中郭维俊（一）、杜甫的生平和思想杜甫（712—770），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杜工部，祖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其人被誉为“诗圣”，其诗被誉为“诗史”，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忧国忧民，诗歌风格：沉郁顿挫。读书漫游（35岁以前）他家世代“奉儒守官”，祖父即杜审言。他家学渊源，又刻苦自砺，“读书破万卷”，所以诗名早著。年轻时便树立了济时用世、辅弼君王的宏大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开元十九年（731），为了解社会，结识名流，他几次漫游，历时十余年，足迹南至吴越，北至齐、赵、梁、宋，过着“裘马颇清狂”的生活。天宝三载（744）前后，他与李白、高适客游齐、鲁、梁、宋，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他曾先后写了11首诗思念和酬赠孪白。这一时期的杜甫入世未深，受时代精神的感染和李白的影响，诗风较豪放，代表作有《望岳》、《画鹰》等。困守长安（33~44岁）：天宝六载，玄宗诏求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应试。杜甫为实现政治抱负，前去应试。李林甫为证明“野无遗贤”，让所有应试者落第。杜甫自此困守长安达十年之久，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辛酸生活。天宝十载（751），献三大礼赋，受玄宗赏识，命待制集贤院。直至天宝14载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职，大失所望。生活的贫困，仕途的不顺，使他对腐朽的朝廷、痛苦的民生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出塞》、《秋雨叹》等现实性很强的诗篇。天宝14载11月，他在去奉先县探亲时写的长诗《咏怀五百字》，标志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陷贼为官（45~48岁）从天宝十五载（756）至乾元二年（757），是安史为祸最烈的时期，也是杜甫生活的转折时期。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携全家颠沛流离，冻馁逃亡。当他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后，把家室安顿在鄜州，即奔赴行宫。途中被叛军掳至长安，目睹了叛军在京城的烧杀掳掠，听说了官军的败绩，写下《悲陈陶》、《哀王孙》、《悲青坂》等诗篇。至德二载（757），被逃出长安，投奔凤翔，被任命为左拾遗。因疏救房琯，几受刑戮。长安收复后，肃宗贬房琯同党，杜甫于次年（758）6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羌村三首其一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乾元二年（759）春，在洛阳返华州途中，写成不朽的诗篇《三吏》、《三别》。同年7月，关中饥荒，他弃官奔秦州。10月，迁居同谷，12月，去成都，“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有《秦州杂诗》二十首、《同谷七歌》备述艰辛危苦之状。这是杜甫现实主义创作的高潮时期。西南飘泊（48~59）从乾元三年（760）至大历五年（770），是杜甫飘泊西南的时期。杜甫卜居成都西南浣花溪，在亲友帮助下营建了草堂。宝应元年（762），徐知道叛乱，杜甫避乱梓州、阆州等地。广德二年（764）严武再镇川蜀，他重返成都草堂，由严武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人称“杜工部”。次年，严武卒，杜甫经渝州至夔州，住了三年左右，于大历三年（768）出川，漂泊于湖北江陵、公安及湖南岳州、潭州、衡州一带，大历五年，病死于舟中。这是他创作丰收的时期。今存《杜工部集》有诗1450余首，其中千余首作于此时。尽管生活相对安定一些了，但他仍萦怀国事，系心苍生，忧国忧民的思想更深邃，诗风更苍老沉郁了。他的乐府古体诗少了，创作了一些自传体的回忆诗，如《壮游》、《昔游》等。七律却大量增加了，在用七律表现社会政治内容方面有很大收获，格律也更精美，技巧也更纯熟了。代表作有《秋兴》八首、《蜀相》、《诸将》、《登高》、《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由于家庭影响，杜甫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青年时代的杜甫即“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咏怀五百字》），树立了匡时济世的抱负，“安史之乱”更强化了他拯溺济危的忧患意识。尽管他有时悲愤失望，嗟贫叹老，有时也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安于恬静闲适，但他还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同上》），爱国忧民之心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