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推延退政策的后果堪忧老龄化造成的社会问题，是劳动力缺乏，而不是老年人太多。中国目前正处于劳动力规模的巅峰期，16—59岁的劳动力有9亿多。即使到老龄化的最高峰，仍然有7亿多劳动力。就人力资源数量的绝对值同相应的经济规模和适当的消费需求相比较，中国不会缺乏劳动力。如果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很成功，劳动力就还会有剩余甚至大量剩余，所以就业问题才是中国今后发展的第一大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应对老龄化的策略也是多种多样的。上策是鼓励多生孩子；中策是接纳移民；下策才是延迟退休。而延迟退休的目的，也不在少发养老金，而是充分利用本国的劳动力资源。欧洲国家延退，是在极端的时期采取的极端措施，好比上个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中国采取日常生活用品凭票证供应的政策，又好比前苏联分裂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中国的经济增长近年来是遇到一些困难，但绝没有惨到如此地步，为什么要把别的国家用来应急救命的“虎狼之药”拿来当作补药吃？如果真正担心中国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缺乏，那相应的对策应该是放开计划生育。按人社部历年来的统计数据，每年的新生劳动力是2000万人，这几年光大学应届毕业生就有700万之多，而每年创造的劳动岗位却只有1000万个，其中还有300万属于自然更替，一般理解就是退休腾出来的岗位。所以，延迟退休必然会对青年人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以及其后转制并轨，就是让中年以上的“固定职工”退出工作岗位，而顶替他们的是来自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合同制”的青年职工。来自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年青人有工可打，有钱可赚，既造就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一片繁荣，也在逐渐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工业化、城镇化大幅度地向前推进，这才是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带来的真正“红利”（亦即所谓“人口红利”）。但这“红利”，却是以牺牲了一代人的切身利益为代价换来的。延迟退休遭遇的反对声音一直很强烈，但这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在国外，退出劳动力市场和领取养老金的时间点可以分开，而我国此前是当做一回事处理，所以延迟退休和延迟领取养老金经常在讨论中被混淆，但实际上，后者意味着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是由个人来灵活安排的，退休以后还可以再就业，国家决定的只是养老金的发放年龄，因为中国70%以上的劳动者是蓝领工人，他们退休后的主要甚至唯一经济来源就是养老金。退休了但没有养老金，对他们来说是开国际玩笑。延迟退休或者延迟领取养老金，政策设计的意图，是不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推迟，缴费的年限也要延续。上个世纪90年代的那场“下岗分流”以及本世纪初的“转制并轨”，革的不就是“冗员”的命。谁是冗员？倒霉的不就是年龄大的干部职工吗？现在讲反对延退，其实就是反对“一刀切”的延迟退休，而“弹性退休”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这里所说的“弹性退休”，是指以单位和劳动者双方你情我愿、你需我求为前提的延迟退休。即有些专门人才，单位需要，劳动者又愿意，于是双方签订协议，延迟退休。但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增加劳动时间”（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官员语），并不能达到政策制定者设定的减少退休金支出的目标。上海市早已实行类似的制度，称为“柔性延退”。但自2010年上海试行这项改革以来，据媒体报道，签约“柔退”的劳动者为数仅以千计。近年来，有官员和专家把“每年只延迟几个月或者每几年推迟一年”的政策设计也称之为“弹性退休”，把问题混淆了。这种政策设计，其实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策略，政策设计者希望这样能够减轻被延退者的负面感受，但这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就以每三年延迟一年的设想为例，譬如2018年延迟到61岁，2021年延迟到62岁，设计者主观认为2021年被延迟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会以61岁为标准，认为自己仅仅被延迟一年；但实际上被延退者更有可能仍以60岁为参照标准，认为自己实际上就是被延迟了两年。尤其是延退是以不但领不到养老金，反而要继续交养老保险费为背景的。同时，被延退者还有可能正处于找不到工作的困境中。如果有点同理心和同情心，设身处地地想想，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