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但是，为什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从历史的角度看，实质往往大异其趣。这就涉及到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宗旨问题，也就是基本的教育价值取向问题。历史上主要有两种基本的教育价值取向，即所谓“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前者又被称为“工具价值观”或“外在价值观”，后者又被称为“本体价值观”或“内在价值观”。“社会本位”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点及代表者“社会本位”教育价值取向的思想基础，认为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必须为了社会而培养人，为了国家培养人，把人培养成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由“国家”或“社会”制定目标规格，（由“国家”“社会”信任的人）按照“国家、社会需要”精选教育内容，教育带有强制性。这种价值观是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逐渐形成，几乎从学校教育产生之日起就根植于其中了。在中国，倾向于“社会本位”教育价值的代表者，如孔孟。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仁义礼智”；那为什么要到这种目的呢？从价值取向上看，是因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孔子也主张，“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又如《礼记》，将教育的目的明确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其价值取向，则是“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欲化民成俗，必由其学乎！”秦代文教政策称教育目的为“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端直敦忠，事业有常”，而其价值；取向，则为“改化黔首，匡饬异俗”，因而秦代推行“书同文”、“行同伦”、“以吏为师”，也就不难理解了。汉代董仲舒认为：王者的职责在于“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为大务”。因此他推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教育的政治伦理化”动机昭然若揭。在国外，柏拉图是较早论述“社会本位”教育价值取向的哲人，他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哲学王”作为“理想国”的统治者，“等到他们看到了‘善’的本身，便以此作为他们治国安民与修己的模型所在。”他在论述儿童游戏问题时说过：“没有人觉察到儿童的游戏同政法的稳定是否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如果给儿童安排同样的游戏，采用同样的游戏方式，使其爱好相同的玩具，那么邦国的庄严的制度就会稳固并且保持下去，不致被破坏。”西方近代，有德国的费希特，主张教育要培养“道德心”、“宗教心”，而第一要务是培养“爱国心”的“德国人”，因此要由国家管理教育。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大臣森有礼更是明确地宣称：“诸学校要自始自终地牢记：学政的目的不是为了学生，而是为了国家。”“个人本位”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点及其代表者“个人本位”价值观的思想基础在于这样一种认识：个体是自由的实在体，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个人为了自身的发展才去与别人交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进而建立维护这个社会的国家统治机构；个人的天然权利是生命和自由，国家的任务是保护个人的这种天然权利；社会与国家不是目的，它应以个人的发展为最终鹄的。个人发展了，社会也就发展了；个人好了，社会也就好了。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按照受教育的自然生长规律，将教育的首要目的直接定位于受教育者个体的自由发展（符合他们自身天性的发展）；强调“自然适应性原则”，反对按照预先设定的“外在目标”去塑造他们，并去除掉他们与这个“外在目标”不相符合的个性特征。这种教育价值观作为一种思潮，主要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推动下逐渐成形的。夸美纽斯指出：目的“学问、德行、虔信”，三者的种子“自然存在我们身上”；教育就是要“模仿自然秩序”、“以自然为向导”。启蒙运动的先驱卢梭说过：如果“必须在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之间加以选择……，从我的门下除去，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而要培养这种“自然人”，就需要实施“自由教育”。康德将教育的目的定位于培养理性人和道德人，他最著名的名言之一是：“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穆勒曾经认为：“盖所恶于国家之教育者，彼将立一格焉，以陶铸一国，使务归于冥同，如一壠之禾，如一丘之貉，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