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和语言转变的动因摘要: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在形式和语言上迅速发生变革,是因为所依托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型态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封建社会了。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传播媒体的变革,迅速兴起的文化市场与迅速壮大的作者、读者队伍,使“五四”白话文运动跳出了文人圈子,超越了晚清的白话文运动,由此造成的文学革命对“小说”的倚重偏爱,则成为文学的语言与形式发生大转变的重要动因。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形式;语言;转变一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文学样式中传统古典诗文一下子失去了文学的正宗地位,而迅速被小说、戏剧所替代。在一般文学理论的四分法中,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的位置与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着与传统的古典文学迥然不同的面貌与着重点。“小说界革命”几乎是与20世纪历史同时起步的。不过,当时对小说的提倡与推广是与开启民智、启蒙民众的任务结合在一起的。提倡白话文是因为它能被广大的普通民众所接受;而推崇小说,也同样因为小说具有暴露旧社会、宣传新思想的不可思议的魔力。夏曾佑认为,人所喜欢的是“肉身之实事”(即是具体生活),而不是“飘渺之空谈”(即抽象的理论),画和小说都能使阅读者去“亲历”如在目前的具体生活,而小说“虽稍晦于画,而其广过之”。梁启超则进一步认为小说有四种神力,即“熏”、“浸”、“剌”、“提”。“熏”是指感情的潜移默化“,浸”是指感人至深“,剌”是指人的感情突然受到刺激“,提”是指提高人的情感世界。因而,他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可以把小说的作用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此外,当时的王无生、徐念慈、裘廷梁诸人也都一反前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把小说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重要地位。但是,发生在晚清的这次“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胜利。一方面尽管他们坚决反对把小说视为“稗官野史”的陈腐看法,并且还自己亲手创作,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大都还只是把小说视为改良政治的手段,或单纯以娱乐读者为目的,因而只求浅白,只求直露,缺乏现代小说所必需的艺术性与美感。从晚清到“五四”这段时间,其实并没能产生出现代小说的优秀作品,对小说的鄙视在士大夫中也没能得到彻底的扭转。只是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之后,小说的面貌才焕然一新。鲁迅曾经这样阐述现代小说出现的时间与原因: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甚么较伟大的作品。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1917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小说地位的提高往往是与市民阶层的出现相联系的。我国在明代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城市商业的繁荣,因而市民阶层中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意识便反映到文学领域中来。当时,便有李贽、袁宏道、金圣叹等人出来抬高小说、戏曲的地位,把《三国演义》、《西游记》与《诗经》、《楚辞》等同齐观。遗憾的是,这种进步的文学见解连同刚刚崛起的资本主义萌芽一起,被满清帝国的马蹄踏得粉碎,只是成为“五四”时期小说理论的一次遥远而悠长的回声。在1917年文学革命运动以后小说地位得以抬高的原因中“,社会的要求”自然一方面表现为反映民众的疾苦,唤起民众的觉醒之类的社会政治任务,但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由于都市中广大市民阶层的出现。如果不以先进的进步的现代小说去占领市民市场,那么它就会被落后的传统的鸳鸯蝴蝶派作品所垄断。辛亥革命以后,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大量出现,已经昭示出对小说观念加以更新的急迫要求。小说已经有了从未有过的广阔市场,社会已经委以小说全新的使命。因而,胡适、鲁迅在“五四”时对现代小说的重视只是顺应了时势而已。更何况西洋文学发展潮流中小说独占鳌头的历史事实,更平添了他们抬高小说地位的几分自信与勇气。小说在20世纪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沃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中国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小说史。如果没有如此众多的小说家和作品,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