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协议》****************第一章协议的由来***************我终于当爸爸了，那坐马车、赶火车时的焦急忐忑，和刚刚见到儿子时的惊喜爱怜，至今还常常忆起，非常清晰，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一夜。我迎接的不但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生命，也是自己为人父的崭新人生，从此，我们父子相伴，磕磕绊绊，一起走过了29年。---------------引子：一份沉甸甸的协议---------------我，郝麦收，在儿子极不争气的20岁年龄，为了让他走向自立，被迫无奈与他签订了白纸黑字的“亲子双向自立协议”——郝丁承担的责任：自力承担受高等教育的费用；自力谋业，自己创业；自力结婚成家；自己培育子女。郝麦收、孙子芬承担的责任：养老费和医疗费自我储蓄；日常生活和患病生活的自我料理；精神文化生活的自我丰富；回归事宜的自我办理。签约议人：父代：郝麦收孙子芬子代：郝丁签协议时间：1996年9月18日从此，我家不再拥有安宁。我的家庭，本是中国千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在我５５岁之前，从没想过我家的故事竟引起那么多媒体的关注，引起那么多争议，而直到我过了花甲之年，才下决心把这些故事写成书。我家属于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三口人组成稳定的等边结构——我，人称“郝教授”，父亲和丈夫，１９４４年生，１８岁参军，１９８６年转业，曾在沈阳军区现代管理学院任正团级教员，转业后在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专攻老年问题研究，并创办天津市老年婚姻研究所、天津市老年再婚见证处和天津市麦收婚姻介绍所，２００４年退休，仍担任天津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我的妻子孙子芬：１９４9年生，长期从事企业政工工作，曾担任天津某工厂党支部书记，１９９7年退休，现负责麦收婚姻介绍所的日常事务。我的儿子郝丁：１９７６年生于天津，１９９６年中专毕业后被我逼向社会，几经磨难与波折后，由一个“不爱惜东西”、“动手能力差”、“没有自制力”、“不负责任”、“不知深浅，胡作非为”的独生子，变成了一个“可以战胜苦难，享受苦难”，敢说自己“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中最棒”的成熟青年。表面看来，我家的角色分工和定位是清晰而传统的：我是家中的顶梁柱和决策人，在外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在内是有责任感的丈夫和父亲，对妻儿尽管心有柔情，却很少流露；我的妻子则是勤快、贤惠、慈祥的母亲，擅长理家，对丈夫心甘情愿地辅佐，对儿子无微不至地关心；而儿子郝丁呢，则是一个在城市家庭里长大的普通青年，性格温和，略显内向，现在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梦想着更美好的生活，有一个甜蜜的女友，正准备结婚成家。但是，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的现象，实际上，9年前发生的一场地震，却把我家的每个人都抛出了原有的位置，并且几乎是彻底地改变了我家的内部关系，父亲和儿子、父亲和母亲、母亲和儿子，这等边三角形的每一边都遭受到了剧烈的冲击。而地震的震源，就在由我所发起的一场亲子革命的实验，即开头出现的“亲子双向自立协议”，虽然是一张白纸黑字的纸，但在我们三个人心中却仿佛有千斤重。从那时到现在，表面上的震动仍然时有发生，而在家庭生活的内部，波澜更是几乎从来没有消失过，每个人都总是在围绕着这个协议，思考、行动和评估。到现在，仿佛暂时尘埃落定，但我们是否真的重建了自己的家庭，今后的生活是否能就此平稳？我仍然不敢肯定。甚至，我还预言，这份协议将继续左右我的家庭生活，直到郝丁走进中年，而我和妻子成为真正的老年人。尽管外界批评我“太残酷”、“不是一个好爸爸”、“拿自己的儿子当实验品”，但是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想看到一个自强的儿子，而不是一个无能的小皇帝。虽然这个亲子革命实验只是在家庭内部进行，却仍然具有足够的社会意义。现在，中国独生子女的教育已经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一大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大难题是亲子比例的变革，当时就有一种感慨，千难万难，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生活中的难事变成了亲子制度的变革，千难万难，双向自立成了天下第一难，在亲子双向依赖文化的笼罩下，少数人高举契约文明的旗帜，左突右杀，终于为亲子双向自立打开了通道，也为国人开拓了视野，指明了方向。在这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