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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文化上的全面巨大变革。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而对于工业革命的是否存在以及发生时间也存在着“渐进论”与“突变论”的争议。渐进论者们认为工业革命反映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发展，展示此前几个世纪一点一滴积累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过累积性发展，它主要是前工业时代发展的产物。布罗代尔指出：“工业革命至少具有双重意义。它是普通意义上的革命，包括肉眼可见的一系列短时段变革。它也是一个渐进的、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但是，时至今日，工业革命这个术语现在已为史家所通用，“革命”一词也认为是合适的。人们使用工业革命来表述它所引起的根本性变化。虽然它有别于政治上的革命。而目前，一般的论断认为，工业革命有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两个阶段之分。本文主要是侧重于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到19世纪30-40年代才告完成”的工业革命。因为这一时期的工业革命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乃是在同一时空并存、相辅相成的。二、工业革命对英国的影响及变革（一）经济变革在一系列前提条件下，最终孕育了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4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它为英国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工业革命前后80年，英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0倍，棉纺厂工人生产率高于手纺工人266倍；18世纪中叶，英国的煤产量、棉花加工量都相当于世界的一半；英国工业产值占整个世界的51%，进出口贸易占25%，铁路超过1万公里，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迫切需要广阔的市场。但英国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封建制度残余的影响和重商主义束缚。因此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实现经济自由。而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应运而生。斯密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就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个人利益不仅创造和维护经济机制，而且还促进了财富的增长。他说：“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他认为，满足人们利己心的最好途径就是实行经济自由，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去增进社会利益，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的前提下，都应完全自由，“在他自己的方法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勤奋和资本加入对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的竞争”为了保护竞争，斯密反对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去干预社会生活。他说：“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不该注意的问题，而且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再危险也没有了”，“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因此，斯密认为政府的作用就应该是一个“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其职能应局限于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事实证明，工业革命后，斯密的自由经济思变成了自由贸易政策，使资产阶级尤其是工业资产阶级得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工业资产阶级实力大大超过土地贵族和商业贵族而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同时，工业革命也引发了英国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工业革命后，农业在英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21%，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从18世纪的70%下降到1841年的22%，1851年仅占14.2%，到19世纪中叶，城市人口已超过全国总人口的50%，英国已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二）社会变革近代工业革命的伟大作用之一是使小生产转向大生产，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开辟了第2/4页广阔前景、并必然会带来整个社会物质状况的不断改善。但是，劳动者的状况能否改善，在生产的方式发生重大转变时，往往受各种消极因素的制约，首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尤为明显。因为，在少数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经济大变革阵痛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消极因素，大多转嫁到了新产生的劳动者阶级—产业工人头上。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