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不平等条约中的赔款都去哪了不平等条约中的赔款1843年2月14日，“滑铁卢英雄”威灵顿公爵（ArthurWellesley）在英国上议院兴致勃勃地发表了一篇极富煽动力的讲演。虽已年逾古稀，但这位老将仍执掌着英国陆军总司令的帅印。在那天的讲话中，他提议上议院诸位爵爷们向远征中国的英国陆海军将士敬致谢忱。慷慨陈词之余，威灵顿公爵却忍不住抱怨如果中国人愿意早点乖乖赔款，或许这场战争早结束了。实际上，在1839年中英由于鸦片贸易纷争正式开战后，赔款问题始终是英国的头等大事。而整场战争延宕的时间也超过了英国政府的预期，以至于军费花销节节升高。于是，为了收回“成本”，英方更坚定地提出大额赔款的要求，最终换来了清朝的妥协——不仅割让香港，还同意赔款。众所周知，随后中英签署的《南京条约》只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及其相关赔款的开始。晚清以降，中国对外大宗赔款大致有8笔。除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外，尚有7笔，分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向英法赔款1600万两库平银，1874年“琉球事件”向日本赔款50万两库平银，1876年云南教案予英国20万两海关银，1881年《伊犁条约》向沙俄赔款500万两库平银，甲午战败予日本2亿两海关银（后加上“赎辽费”及日军威海卫驻军费达白银23150万两），庚子时向列强的赔款则达到了空前的4.5亿两海关银之多，最后则是1906年中英《藏英条约》规定向英赔款50万英镑。不难发现，这些赔款使用的支付计量单位并不一致，有银元、银两及外币三种。例如《南京条约》规定赔款洋银2100万银元。与之后清廷签订的各类不平等条约中多以白银“两”（Tael）作为赔款货币单位不同，《南京条约》使用所谓“洋银银元”（Dollar）作为支付单位。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清朝商民皆可私铸银锭，各地重量、成色参差不齐，且在英国人看来含银量偏低。于是，英国主张使用墨西哥铸造后大量流入中国的“西班牙银元”。这类银元标准统一、成色好，含银量普遍在九成以上。根据两者的折算关系，清廷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实际“埋单”的赔款约为1476万两库平银。而在之后的历次赔款中，除了银元与银两的区分外，也有所谓库平两、海关两之别，与银元折算率各有不同。实际上，西方列强一直对中国这套货币体系颇有微词，认为在支付赔款等事务时非常不便。1860年法国与清廷签署《北京条约》时，法国全权代表葛罗男爵（BaronGros）就曾向恭亲王暗示中国应该早日放弃“现有荒诞不便的货币体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前述这些赔款金额只是所谓条约规定金额。在实际支付赔款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利息、借贷、计量单位变化等因素，实际支付额往往会大得多。例如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对外赔款——庚子赔款。其条约规定赔款额为4.5亿两海关银，实际支付的赔款则达到了6.52亿两海关银之巨。根据学界过往的研究，近代中国对外赔款的实际总额约为13.75亿银元，折库平银约10.45亿两，折海关银则约8.83亿两（参见王年咏：《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总值》，《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当然，也有人主张赔款总值超过库平银16亿两，乃至近20亿两。但无论如何，近代中国对外赔款总数都是如“天文数字”般的巨款，这点无容置疑。英国如何用《南京条约》中的赔款那么问题来了，各列强在攫取了这一笔笔巨额赔款后，究竟把钱花到哪儿去了？为探究此问题，不妨选取较有代表性的鸦片战争赔款（最早）、甲午战争赔款（最大一笔对单一国赔款）以及庚子赔款（合计总额最大的对外赔款）来做一番解析。一般而言，列强提出的赔款名目大致有三类，由军费赔款、商亏赔偿及抚恤费构成。再以《南京条约》为例。对于这笔赔款的用途，条约做了明确规定。2100万银元主要用在三个方面：600万银元用于补偿被林则徐销烟而“利益受损”的英国商人（第四条），300万银元用于偿还中国行商所欠英商的借款（第五条），其余的1200万银元则悉数用于抵偿英国远征军的军费（第六条）。英国方面对赔款的使用也基本依条约中规定的比例照行。《南京条约》（原件）中对赔款的规定，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843年8月14日，英国前财政大臣、时任财政部总审计长托马斯?赖斯男爵（ThomasS.Rice）在议会检讨政府财政情况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