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教改不宜常揣“掩盖”性思维江苏海安大公镇成人教育中心邓文圣现任国家总督学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在江苏南通名师培训讲座时谈教育改革，他认为许多教育改革最终失败的根源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确，“掩盖”的思维取向，总是让教育改革“左——右——左——右”反复摇摆，也就是这些左右摇摆，使教育走了不少的弯路，不少成长于那个时代的孩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戕害。陶西平举例说，在近邻日本，20年前日本宣布教育的宽松改革，可是20年下来，使得日本学生在每三年一次的经合组织（OECD）国际15岁数学能力测试中，2006、2009、2012连续三届每况愈下，文部省为应对指责，又开始增加难度，放弃宽松政策；新西兰一度认为价值观应由学生自己选择，学校不能凌驾学生之上，宜采取中立的态度。但一代人长大之后产生的“破坏性”思维令社会极度不安，于是2007年始重新强调将基础价值观融汇到学科教学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中国也是不断的左右摇摆，文革期间过度看中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孩子们的最佳读书时间被大量侵吞，而1978年之后，又太度看重课本知识的传授，“应试教育”又成了阻碍学生创新的一道无形的障碍。如何实施教改？虽然“明天的教育”提倡的是“批判地提出问题”，当然需要我们教师首先具有独立的、前瞻性的对现有的“批判性思维”。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批判”就是对现实的彻底“否定”，用全面“掩盖”的思维取向去应对现有的问题。其实“明天的教育”提倡的“批判性思维”，是指基于事实基础上的，全面、客观、辩证地看待现实，保持对现实教育的理性评估，力求给出给出更多解释，而不是“东方”抑或“西方”的非此即彼式。正如沈章明老师在《“大地在心”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诉求》中所说：要想让“大地在心”，必须放弃身心二元论，在西方以外寻找发展智慧，最好能汲取中国智慧，提倡格物致知，实行“中和位育”。譬如，八月初掀起的至今还没有停息的关于“中国式教学”之争。事实表明，不论是“中国式教学”也好，还是欧美先进的教育理念也罢，各自拥有各自存在的优势。“中国式教学”讲究的“上课思想集中”“听老师讲”“课堂上不要任性而为”……对于知识的摄取和概念的建立，对于遵守纪律的品德形成，对于努力勤奋的习惯养成，对于尊重师长和他人的东方文明意识的培养等“打基础”的教育来说，毫无争议是十分有益的。欧美教育优势在于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完全信任学生，发掘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但他们“课堂上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吃东西，还有人甚至在化妆。”等并不值得弘扬。我们在反思进而试求对“中国式教学”推行改革时，完全不该误解“批判性思维”，故而偏激地认为《中国式教学是“监狱的战争”“技术的赶死”“精神的绝经”》。而应该看到“中国式教学”的闪光之处，前面提到的每三年一次的经合组织（OECD）国际15岁数学能力测试，中国以上海为样本的测评中，2012届中国位列第一，而英国没能进入前十。是不是可以说是对“中国式教学”，一个较权威性的肯定呢？也许有朋友会说，关于教育制度的选择，一般总是“肉食者谋之”，不是我等基层草民所能左右的。其实《大地在心》的作者大卫•W.奥尔说“教育不可能独自造成这些危险。正规教育还需要一些帮凶，……学校教育只不过是较大层次上文化衰落的帮凶。”换句话说，我们每个教育者都不应该置身事外，我们事实上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如果我们每一个教育者都能正确地理解“批判性思维”的真谛，客观准确地评判您所面临的各种教育现象，汲取中国智慧，找出更为有效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改革方案，不也能影响到整体中国制度的选择吗？教育专家凌宗伟说：“在今天的教育生态中，或许我们真的无法绕过某些困境，但这不是埋怨或者放弃的理由，我们更应该做的是用自己的智慧砸碎镣铐，以一己之力寻找改善的可能。参与改善的人多了，也就有希望了。你和我，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你，我都是教育的改革者。不过我们在投身于教育改革时，不能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掩盖”性思维取向。应该“批判性”地拿来，这将有益于小我的局部，也将有益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