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新儒家三圣及儒学的发展(2009-06-1213:26:25)转载标签：宗教人文马一浮新儒家梁漱溟中国文化分类：文史纵横占据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学说，在孔子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因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屡屡被扬弃改造，但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却始终没有被撼动。进入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工业文明疾风骤雨般涌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儒学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在那个存亡继绝的年代，也有那么一批饱学之士，他们深谙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接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在西化狂飙吹散中土自家无尽宝藏的时代里，直接反求本心，立定方向，以孤往的大勇，终身在学问思索中冥会见体”，为并不领情的我们坚守着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最后底线。这些人中，以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最为代表，他们被尊称为现代新儒家“三圣”——“三圣”的称呼，是我在三月份的凤凰卫视“智慧东方”节目中首次看到的，对三位先贤我也一直很推崇，所以搜集了他们的有关材料写此博文并简单介绍一下二十世纪新儒学的发展。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绍兴长塘(今属上虞)人，现代著名国学大师。幼习经史，16岁应县试名列榜首。1899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1901年，曾与马君琥、谢无量在上海合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介绍西方文学，1903年6月，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1904年东渡至日本学习日文。1911年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蔡元培曾邀请赴北京大学任教，但因为对于现代教学体系的不认同而未能成行。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抗战胜利后回杭,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精诗词，书法多山林气，篆刻篆刻崇尚汉印。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主要有《太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朱子读书法》、《老子道德经注》、《蠲戏斋佛学论著》、《马一浮篆刻》、《蠲戏斋诗集》等。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马一浮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丰子恺以他为师，李叔同以他为友，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鸿儒”，熊十力推许他说：“马先生道高识远”。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青年时，他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大约从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二十年间乐道不疲。著名画家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抗日战争爆发后，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第一次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教大家立志，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泰和会语》）。可见，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1939年夏，他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