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扬高中2012届高三语文阅读材料班级姓名学者的人间情怀陈平原六十年前，鲁迅在回忆“五四”退潮后的心境时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线中的伙伴还是这么变化……”（《<自选集>自序》）这句话常被引用，史家且坐实了谁高升谁退隐谁前进。平心而论，以继续坚持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鲁迅道路来否定前二者，实在不算是公允。如把这三条路抽离特殊语境，还原为普泛化的概念：从政、述学、文化批判（或者政治家、学者、舆论家），我以为鲁迅体验到的统一战阵中伙伴的变化，正是大的政治变动或文化转型必然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大分化——如今亦然。鲁迅作以上表述时一腔悲愤，学者们更引申发挥，抨击“高升”者的堕落与“退隐”者的倒退。表面上这是以是否有利于革命运动为评价标准，其实质则是坚持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功能。有趣的是，将这段话普泛化后，可以清楚地看出现代中国人的潜在思路：知识分子阶层特殊的社会责任感。我对此既受鼓舞有感不安。在我看来，这三条路都能走，很难区分正负高低，只不过各人性格、才情、机遇不同，选择的路向不一样而已。但至今仍有好些坚持“前进”的朋友，似乎对“高升”者和“退隐”者评价过苛。中国传统士大夫追求内圣外王，做官是正途。只有做官，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可能实现，故读书人很少满足于单纯的“清议”。民国以来，一方面是仕途不大顺利（科举制度已被废除），一方面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输入，不少读书人不再以做官为唯一出路，而是发展其文化批判性格（近乎“清议”）。当官的固然看不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看不起当官的，起码表面上形成了两种读书人间的对峙。清流们将政治视为肮脏的勾当，将学者文人的从政称为“堕落”，其结果只能人为地扩大政治权威与知识集团的距离。像闻一多《死水》所吟咏的，“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去开垦”，毕竟不是好办法。我主张有能力有兴趣的读书人不妨从政，只是不该顶着“管理教授”或“管理研究员”的头衔，那显得对“政治”缺乏诚意和自信。游戏不同，规则当然也不同，清流可以监督、批判“混迹政坛”的“前学者”。所谓“一入宦途便无足观”，就像过去的“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一样，是一种情绪化的谩骂。我相信政治运作很不简单（起码比我的文学研究复杂多了），值得全身心投入。读书人从政，切忌“犹抱琵琶半遮面”，那样必然一事无成。相对来说，知识者比较容易认同或欣赏学者（述学）和舆论家（文化批判）的角色。但这两者也自有其困境。本世纪初到抗战以前，好多知识分子自办报刊书局，形成了一种制约政府影响决策的舆论力量。从事这一活动的知识者，主要起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作用，如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还有办《京报》的邵飘萍、办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力主教育救国的陶行知等，也属这一行列。这些“舆论家”（借用胡适的概念），可能并非专门学者，也不从事直接的政治运作，而是以民间的文化人身份对社会发言，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十年改革，文化学术界的生机，与一批并非专门学者的文化人的努力大有关系。不过，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批舆论家兼学术活动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正常运转，扮演这一角色（其职业可能是教授、作家、记者、编辑，也可能是公务员甚至政府官员）的知识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二三十年代有一批热心议政的知识者（如胡适为代表的英美留学生），被左翼人士讥为“小骂大帮忙”——其实这正是独立的舆论界的基本特征，改良政治与稳定社会的双重目标使其无法极“左”或极“右”。遗憾的是，国共两党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军事斗争，使得舆论界的独立性大大降低。其实，从政或议政的知识者的命运，并非我关注的重心；我常想的是，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我的想法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这里有几个假设：一、在实际生活中，有可能做到学术归学术，1省扬高中2012届高三语文阅读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