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间人至灵贵,孔子对人的最高期许是“成人”,也就是克尽“人道”的人——基本上能满足自我的生理需求,继而透过行为、事业的表现追寻更高的“自我”,终极达到灵性上的圆满,完成生命实践。可是考察吾国的国民性,大多数的人都未活成“具有主体意义”的人。研究者发现,以顺从为主的“子道”扭曲了“人道”,以致中国普遍性的“人道”至今未发育完全。也正是因为缺乏超越意义的自觉,所以当社会伦理不再能保障“孝道”的今日,为人父母者于是偏于另一极的“顺从”,本论文针对“为子”“为父母”轮番艰难的现象,探究“人道”所以。孝,在吾国是历经长期发展,具历史及文化复杂性的概念,早初氏族社会,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顶多为求生存而尊敬生产知识经验丰富的长者,殷商时期祭祀活动固然频繁,多属对鬼神畏惧讨好的性质,不同于后世的“慎终追远”；周代形成维护宗族团结和父系权威的孝悌伦理；至孔子重塑孝道,将孝提升至人性论的高度—“仁孝”,标示儒家伦理道德情感,实具有双向性特点。汉朝将孝道与政治结合,孝观念被泛化、神圣化和教条化,《孝经》之出,俨然将孝视为治国施政的手段。孝治派政治学的孝道,违离“仁孝”本意,已非伦理学之孝。汉至清末,中国的政治基本上定型于中央集权,绝对权威模式下所形成的孝道,趋向家父长式且男性中心。“从父”与“从义”的矛盾,造成人们思想和感情不同程度的桎梏。并且演伸出许多变态伦理。五四之后学界普遍推论“国人长期屈于礼教以致丧失独立自我”,根据研究者观察：“礼教吃人”应该不是唯一归因,儒家的核心伦理“仁孝”未被彻底了解与实践,才是关键。就儒家基本精神而言,“人道”意义的孝和“治道”意义的孝是极其不同的,于人生意义的实现也不同。研究结论：(一)不合人道的孝道,就不是孔子所称道的孝道。(二)固然“孝道”值得重视,但它不是僵固的框架。即使是亲如父子,亦不能只依仗本能或身份行事。(三)今日若欲恢复“仁孝”,不宜再以《孝经》为崇,必须回归《论语》,并补足其中对自我意识之忽略。以发展出适合今日的新孝道孝是做人的基础：孝首先分为天子之孝和个人之孝，天子之孝不仅孝于亲，更重要的是孝于天，即受命于天、取仁于天而仁（于万民）；不仅及于人，还要及于万物，如汉章帝言“人君伐一草木不时，谓之不孝”。个人之孝是任何人都应具备的孝道，又分三个层次：“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孝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对普通人的要求；再进一步，则“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是对君子的一般要求；而孝的最高境界是“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中庸》），这就可以达到了“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的层次了，这是对君子中最高层次（包括君王）的要求，这里的“人”不仅指自家祖亲，而是泛指前人、先辈，比如：先王之民不可弃、先祖之土不可丢，皆孝之至也。同时，孝并不仅仅是继承父辈的准则、志向，更不是完全遵从先人的意愿，而是强调后人应求是去非、精益求精以发扬光大，所以，孟子所言的“不孝有三”之首就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孝悌的核心是仁，具备孝悌修仁义之道（做人之道）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人才有忠敬之心，所以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父母在，侍奉父母也不是一味顺从，如父母有不合于礼义之处，也要谏其改正（和事君一样）；但父母不纳，则不违不怨，继续以情感化（如舜；和事君不同，事君则可默、可去），就像孔子说的：“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父母没，能长期无改于父之道要比父母在时的侍奉更为难得，故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这里要注意的是善继人之志不是指表面的继承，而是对先人精神、理念的实质继承，如孟庄子的父臣、父政在当时已不符合其父教诲的准则、志向，则应改正（汉代的外戚乱政，就有君王对孝道的遵奉过于表面化的原因）。对父母之丧礼，孔子与弟子宰予有过一次争论：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