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总报告①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总报告之一一、问题的提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中，金融风险作为各类风险的集中表现，成为多数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国有银行商业化和企业化改革，首先通过揭示出大量不良资产的累积和银行资本金的严重缺失而将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凸显于世。随后，1998年通过财政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通过设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万多亿不良资产，2003年末用现存资本核销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损失类不良资产、继而又运用450亿美元外汇和黄金储备对两行进行注资，从2003年开始，当局又花费大量资财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2005年又用总值达300亿美元的财政资金和外汇储备注入中国工商银行，如此等等，逐渐揭露出我国金融风险的严重程度。在此期间，一些外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相关研究也间或见诸报端，它们提供的数据和不无夸张的估计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而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强化了人们对金融风险的担心。面对如此严重的金融风险，人们自然要探究其形成的原因。朝野的目光最初主要集中于金融部门本身。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有关金融部门的违纪、腐败、以及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以至于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金融腐败及其治理问题不仅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更连续数年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案的首选焦点。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它在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过程的同时，也反转来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过程的影响，因此，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风险，有相当的部分事实上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这样一种认识，推动人们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根据此次调查，在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①(本文系“中国金融生态环境研究”课题的总报告。课题主持人：李扬、王国刚、刘煜辉。课题组成员包括：易宪容、曹红辉、胡滨、余维彬、周子衡、尹中立、杨涛、黄国平、袁增霆、沈可挺、彭兴韵、殷剑峰、曾刚等。本报告部分执笔人：李扬、刘煜辉)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的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力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则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这项调查研究的意义有二。其一，它首次定量地刻划了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从而为解决不良资产问题以及在更广领域中解决金融风险问题提供了一条可以依凭的线索；其二，它首次用数据告诉世人：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自身，还广泛地来自作为金融部门运行环境的非金融部门，而且，用调查的数据来衡量，来自后者的因素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基于人民银行的调查以及其后的一些相关研究，人们清楚地看到，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远比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在大概念上，这些原因可以分为金融部门自身和金融部门经营环境两大类。前者既归因于金融部门自身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管理不完善和风险管理制度不健全等等，也归因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不力乃至监管不当。后者涉及的范围更广。举凡法治不完善、计划与行政的不当干预、各类不合金融规律的政策性安排、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干预，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或强或弱的影响。这意味着，在制定我国金融风险管理（或者，如人们常说的，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战略时，我们不仅应强调加强金融部门的自身建设，同时也应强调改善那些作为金融部门服务对象同时也构成其生存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