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应避免“反应过度”倾向作者： 王松奇中国自 1985 年“巴山轮会议”引入宏观调控理念以来，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逆对经济风向相机抉择突出预见性同时在调节力度上力图温和平滑，以避免挫伤实体经济。 在我的记忆中，中国有三次宏观调控急加速的经历，一是 1992 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二是 2003 年 6 月“非典”威胁解除后；三是2008 年 11 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这三次急加速都表现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松同时又集中表现在信贷突出投放方面。毋庸讳言，每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松动都会造成基建投资增长过快并派生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但由于微观经济基础结构条件的差异，每次政策过松产生的经济后果又有所不同。1992 年的政策大松动产生的多是经济乱象；2003 年大松动产生的是高通货膨胀；2008 年年底开始出台 4 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之后产生的则是国家项目和地方投资的超速增长。 现在回过头来看，为应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央出台 4 万亿元投资计划虽然十分必要，但从 2010 年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清理力度及 2011 年货币政策的动向看，2009 年我们的危机应对似乎有“反应过度”的嫌疑。为什么说当年我们的危机应对有“反应过度”的嫌疑？其实答案在现在中央银行频频出招以“稳健”之名行“紧缩”之实的货币政策，正是今天的“反应过度”印证了 2009 年拉动内需政策的“反应过度”。 说当前的货币政策“反应过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论证：一是通胀水平与成因同 2009 年需求过度扩张之关系；二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 2010 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物价上涨威胁，到 2011年 1 月和 2 月份，CPI 均保持在 4.9%的所谓高位。我这里之所以用“所谓高位”一词是因为无论横着看还是竖着看，这个 4.9%都不必以“高位”称之。横着看，据我搜集到的最新通胀数据，在新兴市场国家中，越南为 13.9%、印度为 9.3%、巴基斯坦为 12.91%、俄罗斯为9.5%；竖着看，中国近 30 年中通胀可用“高位”名之的年份有：1988年 18.8%、1989 年 18%、1993 年 14.7%、1994 年 24.1%、1995 年 17.1%。从横竖比较说，当前中国 5%左右之通胀还是比较温和的物价上涨。从外部助推因素说，粮食涨价、大宗产品涨价是全球化的结果；从内部生成原因说，2010 年的旱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