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全球化”问题说到底就是发展问题。世界上的各地区、各民族都有发展问题，必由之路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如今是“网络”时代，更是谁也漏不掉。只不过发展有先后、程度水平有高低、文化有差异，自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居的地位也就有很大的差别。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起领先和主导作用，是几个世纪的历史造成的。从文明发展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一条从中古进入近现代的线路：与中世纪决裂的思想革命——人性和理性的解放、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科学思维与发明、贯穿其间的从贵族的自由主义到理性的、遍及民众的自由主义和 19 世纪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等近代思潮。这些改变人类社会面貌的革命性变化，无一不在西欧发生，并向世界各地辐射。当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在近代的西欧接踵或交叠发生的时候，中国和东方还没有走出中古社会；因此是历史决定了中国以及亚洲不可能主导“全球化”进程。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东西两大文明的差异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冯友兰先生所谓“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把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的中西文明迎头碰撞作为“交流”的起点，则在这“起点”上，中国和西方即处于差距有如天壤的不平等地位。就是说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姑不论中国在这以后所走的道路何等崎岖，仅在社会发展上就决定了中国将长期落后的态势；以致至少在 20 世纪当中，“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有一种说法（在中外都有），认为中国在 18 世纪，或在清代的康雍乾，学术思想界已有了近代科学的思维。如胡适之论戴东原，美国汉学家艾尔曼之论朴学的理性内涵等。还有的说，乾嘉学派不完全是政治压迫造成的，而是反映了“前”近代时期的思想。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个时期的思想界与个性解放无关，戴东原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极其尖锐，斥为杀人不见血的刀子；但终其极脱不出读经、解经的圈子。康雍乾时代的个人无论才识如何出众，均不可能对社会有什么启蒙性的触动。从明万历以来的传教士传来的那点儿西洋文化知识，在汪洋大海的中国夜郎自大和自我封闭的心态中，实在微不足道。比较普遍的国民心态，仍是杨光先的“宁使中国无好历，勿使中国有洋人”。杨光先本人没有好下场，然而从康熙晚年起的“百年禁教”又无异于复活了杨光先的那些鬼话。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