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俄国思想家》有感:知识分子小论第一篇：读《俄国思想家》有感：知识分子小论知识分子小论——读《俄国思想家》有感王小泽以赛亚·伯林这本关于俄国知识分子及其思想的书读下来确实有些艰涩——这大概也是所有关于思想类的书籍给我的感觉。这或许也是因为关于思想的问题本来就是非常复杂的缘故吧。如果说非要询问自己从这样一本书中读出来了些什么，我想应该就是重新去思考我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在我上本科的时候我大多数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彼时我对于中国的左右之争什么的完全没有在意——当然今天虽然注意到了，但是事实上我依然不愿意去站定某个立场来思考问题。但是读研之后，随着对于现当代文学的了解，尤其是面对现代文学的左翼作家的时候，我不得不表面我的立场和态度。比如说对于丁玲这样的起初追求个人主义，后来看起来却又极左的作家，她的转变怎么认识。传统的观点，左派的知识分子会说是适应人民的大众的立场，是本身主动接受改造；右派的知识分子们则会说这是一种规训。但本质来说，其实就是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就这么分明。而这恰恰是让我绝望的地方。在我看来，丁玲就是既有主动领受，同时又确确实实因为这种来自延安的外部的政治压力所改变。我试图去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然而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到了最后，其实我都对于自己的立场产生了怀疑。对于左翼的激进政治革命我是抱有同情和理解的——因为他们代表着进步、人的可能的真正解放（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实现），但同时对于他们这种为了达到目的的规训、压制我又天然产生拒斥感——而对于自由主义，我认同那种对于自由的追求，但同时我又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改变这个社会的能力——还是只是在事实上维持着某种秩序而已。在研究中尚且如此，那么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呢。所以在这本书里，最后登场的屠格涅夫无疑是那个最吸引第1页共15页我的人了——这其中也许不无我自己顾影自怜的成分。在这篇《父与子——屠格涅夫与自由的困境》中，伯林在开头写到屠格涅夫在“生平大部分岁月里，他都痛切关心俄国教育阶层在道德与政治、社会与个人方面的争论”，而他尤其关心的正是“老年与年轻一辈之间深刻且惨烈的冲突”。而他的立场就是“试图站立一旁，以客观之眼观看战局”。当然，事实上这肯定是很难成功的。他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作为一个人和作家来说，他眼中的世界和真理并没有那么分明。伯林称他为“居心良好、耿耿忧惧、自我疑问的自由主义角色——复杂真理的见证人”。如果前边《刺猬与狐狸》那篇文章的象喻来看，那么屠格涅夫毫无疑问属于狐狸了——“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的而不是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捉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有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内在识见。”屠格涅夫就是这样一个不愿意简化现实和真理的知识分子。或者换个说法来说，就是不愿意站队。这样的结果，很容易造成两边都不讨好的情况。这在他写《父与子》这一小说的时候非常明显——他原本也许并无肯定巴札洛夫之意，甚至倾向于诸如帕维尔·基尔沙诺夫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在这场自由主义与激进分子、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对抗冲突中，后来在作品里又倾向于巴札洛夫——这大概是因为屠格涅夫意识到了基尔沙诺夫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肩负起这个国家的解放的未来的。而屠格涅夫作为一个相信人必须说真话的坦诚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他不可能去做那种随意污蔑、扭曲真实情况的事情。而其结果造成的两派都攻讦屠格涅夫也就毫无奇怪之处了，因为他们要的是分明的立场——而可怜的屠格涅夫大概连他自己是怎样的态度都有点搞不清了。伯林写到，对诗人朋友费特，屠格涅夫就说自己不清楚对于巴札洛夫是爱还是恨，赞美还是折辱巴札洛夫，这个问题屠格涅夫也无法回答。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也认为“不管我们对于他这个人的感觉如何，《父与第2页共15页子》无法容纳巴札洛夫作为叙事里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