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后可任意编辑 去年底，去上海中山医院探望病中的朱维铮教授。尽管他依旧谈兴颇浓，但面容憔悴，精神萎顿。与以往的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相比，已判若两人。临别时，朱先生挣扎着起床捧出一套由他策划和作序的《大师》系列录像，说是给我留作纪念。朱夫人送我到病房外，含泪告诉我“朱先生的肺癌已经扩散”。虽然明白他已经不久于人世了，但从感情上总希望他能慢慢好起来。3 月 10 日下午，突然接到朱维铮辞世的短信。夜不能寐，和朱先生相识相知的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29 年前，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还是讨论生的我，代导师杨廷福教授与会，和朱维铮教授在同一个组内，这是第一次认识他。当年的朱先生说话不紧不慢，辞锋犀利，逻辑严密，广征博引，侃侃而谈。有深厚的学养作底蕴，所以有一种不容置辩的气概。我顿时对他肃然起敬。从此刻起，他的学者风度就成为我一生心仪的楷模。 两年后，我在市委宣传部组织上海文化进展战略的讨论。此时，朱维铮在复旦历史系组建了全国第一家中国思想文化史讨论室，主编了《中国文化集刊》，成为 80 年代文化热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 然而，在要不要邀请他参加宣传部组织的研讨活动时发生了争议。当时的朱先生正因所谓“政治问题”而被打入冷宫，是复旦最晚恢复上课权利的中年老师。在“文革”初期，他被调到市委写作班历史组协助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一度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群众运动组长，在“一月革命”中起草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不久以后，桀骜不驯的朱维铮就得罪了“四人帮”，被打成“516 分子”锒铛入狱。某些人无视他后半段的“文革”经历，抓住他的前半段不放。我力排众议坚持邀请他参加上海文化进展战略研讨会，还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打招呼，要支持《中国文化集刊》的出版工作。由此开始了我们最初的友谊。 1988 年夏，我去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讲学，路经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告诉我，朱维铮也在香港。于是老董作东，相约在丽晶酒店，面对着灯火璀璨的维多利亚港喝酒聊天。那晚借酒下肚，朱先生和我都拉开了话匣子。不苟言笑、火气大、说话不讲情面，是朱维铮给外界的一般印象。但这个维港之夜让我看到了他的真性情。 其实，他并非像外人所说的那样难以接近，而是性格分明，嫉恶如仇，不屑于应酬那些不喜爱的人。他最讨厌的是那些不学无术、但又自以为是的假学者。朱先生喜爱骂人，骂的往往也是这类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1998 年，我开始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