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有感青衣秀士仇鹿鸣先生此书早已经人一再推荐，如张兄便反复提及。当然，取向略有不同，有的朋友和我兴趣类似，重视方法与史料的结合，故而极推崇仇先生对理论的应用，而张兄较为传统，素重史料，讲求史料掌握，故而推崇仇先生文献引用之全面，涉及大陆、日、台、美各地学者。因此，我便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抽时间读完此书。之前读川胜义雄先生《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与宫崎市定先生《九品官人法研究》时，就发现对于魏晋之际历史他们有着不同的描述，甚至有些矛盾，也激起了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仇先生的书在这方面无疑解决了我的一些困惑。此外，过去常听别人说陈寅恪先生的错误很多，但阅读量有限，陈先生具体哪里错误的文章还没有看到过。仇先生此书可谓看到的第一本，对政治集团界限模糊的批评以及贾充等问题的研究都修正了陈先生的一些看法。过去也听过史源学的说法，但读过的书中并没有什么作者特别提到史源，而仇先生的书则是我看过第一本提到史源的书，且反复提及，这与仇先生在方法论上的主张是分不开的，即史料是史家照亮过去世界唯一的镜子，但这面镜子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史料特别是正史的书写绝非是没有预设立场的，在编撰形成过程中早已受到了种种有意或无意的扭曲与改写，因此，我们除了要继续透过史料这面镜子来了解古代世界之外，更有义务对镜子本身的作用机制保持警惕，追问我们透过镜子看到的形象是否已被扭曲变形。这种主张并非泛泛而谈，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素养，仇先生在讨论史料的时候，处处注重对书写的分析，也唯有清楚史源才更好的分析其书写，这两者是一体的。这种对书写的分析无疑让仇先生在史料分析的深度上比别人更进一步，从而从大家熟知的史料中，解读出新的信息。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本书自第三章第四节始对西晋政治的分析极其精彩，这或许亦源于我对于此段历史了解的不足。但仇先生此书也明显有第1页共3页一些缺陷。首先是仇先生指出陈先生政治集团理论界限模糊的理论，并且对司马氏作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即提出司马氏是新型文化家族而非过去我们认知中的世传一经的传统儒家家族。可在我看来，仇先生这一论述虽然看起来更清晰，但实际上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原因便在于仇先生并没有对此展开，没有说明这种新型文化家族与传统儒家大族有何区别，表现有何不同，并产生了哪些作用。如果没有这些说明，仅仅是注重史与注重经的区别的话，那并没太大意义。不过，这一点，陈先生反倒是提供了一条史料，那便是司马氏虽然是儒家家族，但却精于权谋，手段狠辣和汝南袁氏明显不同（p14，黄山书社）。这或许便是不同之一，但在没有其他新型文化家族作对比的情况下，这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说明这是新型文化家族的特征，所以这点还是有待研究的。仇先生注重具体的研究，对很多具体的事件都有廓清之功，如对司马氏三代四人之别，淮南三叛之别，贾充形象的叙述，都非常精彩。对陈先生的框架作了很多补充以及修正。仇先生在学术史回顾中就指出了儒家豪族与法家寒族或汝颍集团与谯沛集团这种二元对立的缺陷，结尾中又再次提出，可见仇先生是有一个更大的野心的。仇先生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范式。并且进行了的一种力图用政治史叙述来代替社会文化叙述的尝试，如从人事而言，曹爽与司马氏并无不同，实际上他们基于同样的家族网络（p155），又曹魏已经儒家化，并非魏晋之别（p293）。这都可看出，仇先生想取消双方在文化、社会上的对立，企图从纯粹政权转手的角度来重构这段历史。这种尝试应该是可行的，如魏文帝时期重用儒家文人，又如夏侯玄这个本应为曹氏—夏侯氏一系的人竟成了名士的表率。这都说明陈先生的范式更多适用于曹魏初期（即曹操时期），而儒家大族的胜利也未必一定要通过政权交替、魏晋易代，曹氏自身的儒家化也是儒家大族胜利的一种表现。如此，魏晋易代的性质便有了讨论的余地。但很可惜的是，在我看来，仇先生的这一努力是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仇先生此书俨然一部司马氏家史，处处以司马氏为主体（具体而言则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一切分析都从此种角度出发，那自然便得出第2页共3页这样一种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