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早期农业合作化方式VIP专享VIP免费

试议早期农业合作化方式一、探讨的主要问题农业合作化运动论著和史料集的相继出版，推动着科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论文更是车载斗量。数以百计的文章从农业经济、文学艺术、中国近现代史、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体制改革、人物传记等诸多领域展开了唇枪舌战，可谓百家争鸣。研究者之间不断进行商榷，使得这一课题经久不衰，焕发着勃勃生机。综合所见文章，归类整理，学术界大致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一）党内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和争论，主要围绕农业合作化的条件、时间和规模等问题这些文章基本缕清了农业合作化中三次重大争论的过程和前因后果，介绍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并分析了产生分歧的原因以及争论带来的影响。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些分歧和争论不是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总路线，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对农业合作化发起时间、发展条件、发展速度、发展规模等具体实践工作有不同的看法，对公有经济和个体经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不够深刻，并指出争论的结果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步伐一再加快，开启了“左”倾错误的先河，给党内政治生活投下了阴影。（二）从多角度、多方面探析了农业合作速度过快的原因谢毅认为，“推进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农业合作化加速发展的直接原因”；温小雁认为，“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建国后毛泽东深受经验主义的羁绊”；叶扬兵认为，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原因是“在《农业发展四十条》所描绘的美好愿景吸引下，许多农民不愿再从事原先对其具有吸引力的非农职业，抱着过高预期纷纷加入了高级社”；顾晓静分析了加快合作化步伐的社会基础，指出“共产党领导农民推翻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使他们得到了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共产党，实现集体化不仅没有什么损失，还能分享富裕农民的财产，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张昭国认为，导致毛泽东由支持农业合作社“停”、第1页共4页“缩”，转向强调“发”，是因为一系列特殊信息的误导，尤其是“1955年4月到南方视察，沿途所见麦子长得半人高，不由得对邓子恢先前汇报的农村紧张状况产生怀疑，加上沿途其他干部的不实汇报，导致了决策的转变。”这些多维思考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同时也亟需对这一问题做个整合，以便有个全面的把握和认识。（三）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阶层的划分和农民的心态土改后伴随我国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中农化趋势和一定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现象，党内的分歧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现象，它不仅影响到党的政策制定，而且也影响了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方向。邢乐勤认为，“由于党对土改后农村社会阶层变化问题的错误分析和判断，给农村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造成诸多失误”；杨娜认为，“农民阶级的社会分化造成政治的两次分野，将上亿农民纳入到互助组、合作社中，加强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但同时也使社会成员的身份流动体系刚性化，丧失了自由发展的选择权和自由权”；苏少之引用表格和数据分析了新富农的产生、发展和影响，认为它是“中农化不可避免的产物”。还有文章探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心态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如：朱智宾、孟富国从感激和归属、均平和求富、需要和压力几对矛盾的关系，分析了农民对合作化的复杂心理；宋徽瑾、张晓玲根据不同阶层农民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积极、对抗、从众几种复杂心态；李瑞山的硕士论文指出，“为了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农民把还未来得及捂热的土地与其它生产资料投入到集体经济组织当中，这种转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社会动员推动的结果。”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心理的研究是近几年逐渐被关注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开始趋向关注合作化运动的主体———农民本身，这是以往的研究所忽视的，这和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研究多是基于期刊和档案资料，这就不免带有时代局限性，因此，深入农村寻访亲历者，加入一些口述材料，更能还原历史的本真。（四）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