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这不仅体现在农业文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本身也反过来加强了农业文明在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中国的定居农业大约起源于距今8000年前。距今6500年前，在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粟子；距今7000年前，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稻谷。中国古代传说的“神农氏”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农业经济的发展。《白虎通》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新语》说：“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这些资料都是中国农耕文明初期的反映。 农业文明涉及到人口、土地、气候及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构成了中国农业文明的独特性。 土地因素。土地是农业文明的母体。谁更多地占有了土地，谁就更多地占有了生存的主导权。在农业社会，正是诸如人们拥有的土地所处的自然环境、拥有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拥有土地的方式，土地的耕作方式等因素将人的不同社会地位以及人在社会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区别开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都围绕着土地这个最为核心的农业文明的要素来进行。众所周知，西周时期实行井田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各受封诸侯国向周王缴纳“贡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主要标志是铁器时代的到来和牛耕的推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各诸侯国通过变法承认土地的私有权，并实行了与之相适应的按亩纳税、重农抑商等赋税制度和经济政策。春秋时期的土地改革，引导了整个中国社会大变局的序幕。我们不必提到历朝历代数不胜数的土地改革，就是到了现代中国，土地仍然是主导社会变革的核心因素。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内战中，土地制度改革成了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致命武器之一；而 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是从土地承包方式的改革开始的。 人口因素。土地供给能力的有限性与人们无节制、无休止占有土地的行为始终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非常适宜人的生存；加上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相比，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所供养的人口显然要更多一些，因而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从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看，中国远古时代部落众多，大禹治天下时，仅诸侯就有“万人”之多。由于生产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