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与现代化进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占了主导地位，儒学是一种非常重视道德修养的学说。虽然后来这种学说上升至哲学乃至宗教，但先圣们谆谆告诫我们的都是些平易近人的处世原则，《论语》其实也就是一本关于如何提高个人修养和道德情操手册。 在儒家思想中，重义轻利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内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短短的十个字，足以说明孔子对这二者的态度。《论语》中“利”字出现了十次，其中六次是“利益”“获利”的意思，而“义”字出现了十四次，且多指士之高尚精神与操守。可见“子罕言利”是不假的。当然我们也看见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说明他倒也不是个绝对、偏执而顽固的苦行主义者——好比墨家——他只是希望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不能单纯顾及满足个人私利，而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 的确，见利忘义、惟利是图是不可取的，任何社会秩序都承认这一点。如果每个人的存在只服从于一己之私欲，而不顾他人的利益，那么只会造成全社会的混乱与黑暗。不受约束的人性必然选择堕落，这一点大家都了然于心。纵然“性恶论”能否成立尚待考察，但人类道德的谱系却正是从这一点上引发开去的。 儒家传统的这种思想，就其作为个人道德修养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实际上，重义轻利的观念在儒生手中，不只是用来“养吾浩然之气”的法门，他们还将之融入他们的施政纲领，使这种思想从个人的道德价值理论发展为管理国家、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所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 在儒者看来，对国家的管理和对个人完善一样必须着力于道德。得出这种观念的逻辑很简单“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邦国之政乃在人为，人之高下，必然在道德、在礼义、在秩序，在一切上层建筑的观念思想。于是，我们在圣贤书中翻检有关治国之道时，触目都是：“明乎郊社之乱，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信，是以君子有墼矩之道”（《大学》）""说的都是只要全国人民都讲礼义、拜祖宗，那么天下就太平了。 我们很少能发现这些传统思想中有教人如何致富，如何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如何增长国家经济实力的宏论。孔子也知道尧说过：“四海穷困，天禄永终”的话，可他就是看不起相恒公成霸业，帮助齐国富强的管仲；到了孟子，则更具体，“制民之产，仰足以事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