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摘要］本文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纷繁庞杂的文化思潮的比较和选择中脱颖而出，成功地融入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最终确立主流地位问题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探索救国之路的历史实践，为选择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性，是确立其主流地位的内在因素；同“问题与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为马克思主义确立主流地位开拓了前进的道路。［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确立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的重大转型期，门户开放、西学东渐，各种思想、主义潮水般地涌入。既包括社会主义思想，也包括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学说，它们包括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和理论在这里激烈地碰撞、交汇，中国思想界形成了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从百家争鸣到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在中国的确立，近代中国经历了一段追求真理的曲折艰难之旅。一、探索救国之路的历史实践，为选择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基本前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经历社会巨变，在遭受外国列强侵略的同时，儒家传统秩序观开始崩溃，古老的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少数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开始从西方思想武器库中寻找救国的武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开端，拉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帷幕。封建统治者掀起了一场旨在引进西方“技”、“器”的洋务运动，举起“中体西用”的旗帜。各个阶级和阶层探索各种救国方案，有太平天国兴起农民阶级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有起自社会下层并有着广泛群众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等等。这些运动的失败宣告封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走到了尽头。于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人痛切感到之所以落后挨打，是因为封建经济的破产和专制政治的腐败，其中第1页共4页政治制度是振兴中华的关键，于是他们从制度层面探索中国振兴之路。一场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的维新变法运动在经历了103天后以悲剧落幕。这证明了中国君主立宪的道路走不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这场用暴力摧毁封建王权政治的革命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第一次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建立起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中华民国。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天性软弱，袁世凯倒行逆施，走上了复辟帝制的不归之路。中国仍然在混乱与黑暗中徘徊，社会秩序没有好转，中国人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此后，封建帝制废除传统价值体系崩塌，而新的价值体系并没有树立起来，中国社会陷入新旧杂糅的迷失方向的时期。救国之路何在。到了五四时期，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中国，都带来它们各自的途径和方案。究竟哪一种道路既能挽救民族危亡，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体系，又能弥补由于传统儒学价值体系崩塌而出现的空白。先进的中国人在痛苦中反思，在救亡运动中重新定位社会价值观，于是掀起了旨在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民主”与“科学”启蒙了一代政治文化精英，为五四爱国运动开辟了道路。一批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正是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开始从“西化”向“师俄”的文化范式转换，将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性，是确立其主流地位的内在因素首先，近代中国面临深重民族危机，渴望建立一个平等、公正、和平、自由、幸福的理想社会。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性及共产党组织的民主集中制等原则，否定了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向往平等自由，对社会底层尤其是广大农村和农民更关注的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问题非常重视，有力回应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公平要求，极大地适应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基本需求。尤其是在具体途径方面，《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告“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第2页共4页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一系列明确的社会改造方案，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阶级、阶级斗争等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层次问题，从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