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教育思想王充（公元 27 年——约 97 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东汉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出身“细族孤门”，６岁开始识字，８岁入书馆学习。18 岁“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不肯严守师法家法。因家贫无钱购书，他常到洛阳书肆里读书，记忆力特强，过目成诵，因此博通了“众流百家之言”。离开太学后，曾两次出任过小官，皆因为人耿直，不愿趋炎附势，结果辞职还家，一边教书，一边钻研学问，从事著述。60 岁时曾被杨州刺史董勤辟为从事，后转沿中，63 岁即辞官归里，著书、教授终生。他的一生，都不与时苟合，对当时流行的充满谶纬迷信的神学化儒学持批判态度，也反对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学风。他著述甚丰，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 （一）论人性和教育作用 王充认为，人性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人性的差异并非天意，而是自然因素影响而成的。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则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他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又说：“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也就是说，性可教而为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育的人。 王充认为，教育在发挥社会作用时具有隐效性，礼义教化似乎不能为国家增添财宝和实力，教育的社会效益是间接的，往往被一些缺乏远见的人所忽视。王充指出，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说，学校教育的作用在于维持纲纪伦常，激民向善，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效益。教育对社会作用在于经过“圣教”渐化熏陶而使受教育者“文才雕琢，知能十倍”，可以为国家“任卿相之用”，也可以以借“仁义之力”来改造社会。 （二）论理想的培育目标 王充把当时的人才归纳为儒生与文吏两大类，儒生是指有一定经学造诣的学者，文吏则是指虽无经学造诣、但有丰富官场经验的官吏。他认为文吏与儒生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但从总体而言，儒生优于文吏。因为儒生自幼“被服圣教”，受纲常伦理的熏陶，并有治国之道的讨论，而文吏“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已，勉赴权利。”他批判当时重文吏、轻儒生的社会风气，认为这是社会政治腐败的一个根源。 对于儒生，王充也把他们分为四个层次。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