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主流大片的“革命叙事转向与当下国家形象建构摘要：近年华语主流大片的革命叙事呈现“后革命”时代的诸多转向症候，泛资产阶级精英的集体登场及民主民族话语的自觉聚焦，改写着传统叙事中的“谁在革命”与“革命何为”，而这种转向背后那么是新语境下国家形象的重建冲动。考察影像中的革命叙事、国家形象建构与时代意识形态的互文关系，同时指出当前革命叙事存在的问题，或可为艺术媒介中的国家形象之文化认同提供一些启示。关键词：华语主流大片；革命叙事；国家形象新中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革命叙事”被约定俗成地导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叙事”，“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革命历史成为各类叙事文本的中心。这种叙事中心确实立与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直接相关。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同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有“新三民主义”这一共同意识形态根底，但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阶段，它最终导向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前者并无此革命目标。在此“阶段清楚”的革命话语观照下，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群众成为新中国的合法主体与形象代言人。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那么或被遮蔽，或处于文本叙事的边缘。而在毛泽东关于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话语观照下，资产阶级与革命的关系更是被固化为这样的表述：买办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分子和青年学生等小资产阶级大局部是革命的同盟者，但他们有动摇性。以此视角观照电影中的革命叙事，与新中国文化语境相适应，“十七年”和“文革”电影中大量可见这种意识形态阵营明确、工农群众成为主体、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成为主旋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叙事。观察《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智取威虎山》、《红灯记》、《青春之歌》等经典革命影像，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高扬革命大旗的永远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资产阶级作为整体的阶级成为革命的缺席者，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同盟者”的身份并未充分显现；其二，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间起点被权威话语定为“五四”运动，但事实上，“五四”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影像中根本缺席，更遑论属于旧民主主义阵营中的“辛亥”影像。当然，电影是通过“叙事”生产“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