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论与新乐府运动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称白香山、白傅或白太傅。原籍太原，后迁下硅(陕西渭南县)，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父皆以明经出身。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由于战乱，他十一岁时就离家避难越中，常常是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贫困的生活，使白居易接近了人民，这对他的诗歌创作差不多一开始就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有着重大的作用。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释、道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导思想则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可见这一思想不仅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方向。他的一生，大体上即可依此分为前后两期，而以四十四岁贬江州司马为分界线。(一)前期即从入仕到贬江州司马以前。这是白居易志在兼济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在仕途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二十九岁，一举成进士，三十二岁又以拔萃登科，为校书郎，三十五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由校书郎为幸至尉，不久入为翰林学士，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遗。所以诗人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社会现实和个人闻见，既使诗人深感有为民请命的必要，而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济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导地位：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为了实现这种宏愿，他非常积极、勇敢，也不怕牺牲自己：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折剑头》)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这不仅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创作态度。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他指出人民的贫困是由于官吏之纵欲、君上之不能节俭、财产不均，贫富相并。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为了了解人民的心，他建议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遗期间，他一方面利用谏官的职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诗歌的特点来配合斗争，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