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票村后一株苦楝树顶端有个圆圆的的鸟窝。通过扳手腕的方式，我取得了上树掏鸟窝的权力。我爬上树顶，小心地在鸟窝下面的一个枝桠上站定，惊走了守着小鸟的大鸟后，慢慢伸出手，抓住一只全身光溜溜慌乱挣扎着的小鸟，自豪地向底下的小伙伴做了个胜利的手势。胜利的手势还没有完成，脚下突然一沉，身子跟着手里那只小鸟，急速地朝地上坠去，死田鸡样地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我挣扎了半天起来，突然发觉左手臂变成了放在门后的翘头扁担。看了弯曲的手臂半天，我忽然明白过来，骨头断了，我要死了。这个想法刚出，手臂立马传来一阵钻心的痛苦。对死亡恐惧的潜意识，在此刻被突然激发，早就忘记手上还紧紧抓着的小鸟，只顾托着断臂，大哭着往家里跑。刚才和我玩得好好的伙伴们，现在都像苦楝树上护着小鸟的鸟儿，瞬间飞散，不见踪影。等父亲陶招贵领着手臂上夹着夹板，贴着膏药，缠着纱布，用一条纱布悬挂在脖子的我回到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那天陶招贵带着我上了城里的医院，一位脸上长满老年斑的医生，不顾我哭天喊地，苦苦哀求，只管抿着嘴一脸严肃地抓着我的手臂，拉扯握捏了半天，才把弯曲的手臂重新变直。陶招贵领着我去了一趟医院后，接下来每星期一次的换药，就要我自己去了。好在陶招娣的家就在城里，离车站也不是太远，走路不用半个钟头就能到。所以，每次我坐头班车到城里，陶招娣肯定已经等在车站的出口了。陶招娣是我的姑姑，排行老大，我父亲陶招贵最小，两人年纪相差十多岁，所以，从小陶招娣就护着陶招贵。爱屋及乌，我借了陶招贵的光，加上又是陶招贵连生四个女儿后才盼到的儿子，更赢得了陶招娣的喜爱。所以，只要她回来，一定会偷偷塞给我几块动物饼干，一把上海奶糖。我的受伤，让陶招娣重新找回了照顾陶招贵的感觉。因此，她毫无怨言地包揽下带着我去医院的任务。每次医生给我换好膏药纱布，夹上夹板后，她都会带我到医院边上的一家小吃部，买上两个烧饼一根油条。平常在家里，一年吃不到一次的烧饼油条，现在一星期就能吃到，这让我很享受和期盼，每次刚从城里回来，就眼巴巴的等着下一个星期快点到。可惜，好景不长，过了两个月，医生拎着我瘦弱的手臂，耍猴似的嬉耍了一阵，说，过十来天，直接把纱布膏药扯掉，不用再来医院了。刚刚耷拉着一张脸的陶招娣，瞬间笑成了一朵花，不停地鞠着躬说谢谢。我看着笑逐颜开的陶招娣，忽然想到，吃惯了的烧饼油条，今日是最后一次了，眼睛顿时变得涩涩的。走出医院，路过小吃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