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明史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明史讨论颇为薄弱，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初，只有清水泰次一人以明史为专业，因此他被称为当时“唯一的明史专家”。战后，日本的明史讨论同对中国史其他领域的讨论一样，逐渐进展起来，讨论队伍越来越壮大，讨论成果越来越丰富。日本形成一定规模的明史讨论，是从战后开始的。关于战后日本的明史讨论的进展过程，山根幸夫的《八十年来日本的明史讨论》等文章有详细的论述；其具体讨论成果在《亚细亚历史讨论人门·中国》等书中也有全面的介绍。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要从“纵”的方面叙述日本对于明史的“讨论史”，而是试图从“横”的方面，对其进展过程中若干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日本学者是如何把握讨论信息的，是如何组织讨论活动的，是如何发布讨论成果的，等等，作一概括论述，以期为中国的明史讨论者提供些许借鉴。一、关注中国的讨论状态、重视与中国的学术沟通 战后中日两国最早的学术沟通活动是1955 年 12 月从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学术访日视察团”赴日开始的。当时，日本历史学界的六个主要学会——大塚史学会、史学会、东方学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分、历史学讨论会、历史教育者协会，联合在东京进行了两次会议，请视察团成员翦伯赞、尹达等介绍中国历史学界的讨论动向以及他们自己的史学观点。到会的日本史学家铃木俊、野原四郎、西嶋定生、古岛敏雄、增渊龙夫、远山茂藏、古岛和雄等就翦、尹二人所谈的“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时代区分问题”作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关于“十六、十六世纪以降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尤受重视。这是战后中日两国学者在历史学方面的初次正式的沟通，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明史讨论的沟通。 此后，铃木俊和西嶋定生编辑了《中国史的时代区分八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 5 月）一书，收录了上述两次会议的讨论记录，并有西鸠定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构造的特质——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田中正俊《中国历史学界“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两篇综述，介绍了中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动态和讨论成果，其中涉及许多明史内容。文后附录的《关系文献目录》大量收载了中国学者关于明史的讨论论文。这是战后日本学者最早的有关中国明史讨论动态的介绍活动。 但是，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复交，明史讨论的沟通与其他学术沟通一样，还是非常有限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 1972 年中日复交后，学术沟通才频繁起来。于是中国的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