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共7页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和复制《南渡北归》读后感斯人已逝，大师不远——读《南渡北归》有感文／俞一凡[南京高校·苏州中学匡亚明试验班]1990年8月的漫天风雨中，一代大师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的公寓驾鹤西去；2022年7月，季羡林也在北京仙逝。自此，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当年那群学富五车、叱咤风云的大师们大多都已远去——在抗战的烽火中远去了、在内战的硝烟中远去了、在政治斗争的阴谋中远去了、在峥嵘的岁月中远去了……大师们已经远去，后来人却未能跟上大师的步伐。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安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倾倒众生的人格魅力，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在缅怀心目中第2页共7页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和复制那些难以企及的大师的时候，更应当思索是怎样的一片文化沃土才能在同一时期产生如此刺眼的群星。大师，是人类永久的文化财宝。然而，从抗战成功到现在，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几位大师，与彼时的大师云集相比，不仅是相形见绌，甚至可以说是有云泥之别。我们需要透过历史的娴云，从已经远去的大师的背影中查找大师成长的渊源。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抗日战斗与文化大革命对于学问界是两个困难的历史时期。在抗战八年中，无论是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还是在水田里捉青蛙的童第周，抑或月下讲“红楼”的刘文典，都在日机轰炸、物价飞涨的艰苦环境下，不仅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还在自己所从事的讨论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文化大革命后的学问分子，又是什么样子呢？陈丹青对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是这样的：“报纸上很多久违的老脸消失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观察什么呢？观察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第3页共7页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和复制塌了，被扭曲了……”这些文学艺术界翘楚的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广阔学问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萎靡的。自古以来，即使文人相轻，但每一个文人心中都有强大的精神与风骨。古代是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激励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而近代，则包含着爱国情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对民族崛起的盼望，以及对美妙生活的剧烈憧憬，这种简单的情感成为学问分子的精神支柱和力气源泉。抗日战斗中，日寇的铁蹄使国家山河破裂，虽然学问分子亲友离散、生活窘困，但全部这些在赐予他们打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他们的精神，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越挫越勇的主要缘由之一。然而“文革”中“杀人诛心”式的批判不仅损害了学问分子的肉体，更重挫了学问分子的精神和风骨，这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痛击直接导致了精神的“坍塌”和“扭曲”。缺少了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学术界，无法孕育出独当一面的大师，实在是一第4页共7页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和复制件太正常不过的事情。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是制约大师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封建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文化大革命的“学问越多越反动”，再到改革开放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短短几十年中人们对学问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1977年恢复高考，这无疑是重新确立了文化学问的重要性，从中国人口现状和文化传统来看，高考和其所代表的应试训练既具有其不行替代性，又问题重重。一方面高考制度给了全部人一个奋斗目标，提高了受训练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高考指挥棒导致了唯高考马首是瞻，又极大地限制了全民的创新力量，直接导致在全民受训练度、平均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状况下，却鲜有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师的消失。上个世纪二三十年月，文盲在国民中所占比例第5页共7页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和复制很大，阶级差距则更大——文盲的后代往往世代文盲，学问分子的后代往往世代学问分子——这个看似非常不协调的体制却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代大师群体。陈寅恪们大多生于书香门第，一方面自小接受传承至今并不断进展的中国古典文化，一方面学习先进创新的近现代西方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