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一个作家”——浩然 说到文革中主流文艺的代表，“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1]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短语，这“一个作家”指的就是浩然。在文革中浩然是个少有的“幸运者”。当然，这主要的还不在于他曾经受到江青的赏识，或得到过一些政治上的虚名，对一个作家来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浩然的幸运，就在于他在停止写作 5 年之后，于1970 年底较早地恢复了写作生涯。从那时到 1976 年文革结束，在不足 6 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完成四大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前三部并拟出第四部的部分草稿外，还写了 4 个中篇、数十个短篇和散文特写，新版和再版了各种新作、旧作单行本、文集、选集达 18 种之多。两部长篇被改编、拍摄成电影，许多作品被改编绘制成连环画或在电台广播，《金光大道》第一部和一些短篇新作被译成外文介绍到海外。有些作品被选入大、中、小学教材，有的大专院校还编辑印行了《浩然作品讨论资料》。回顾文革时期的文坛，能够这样多产并产生如此广泛影响的作家，浩然之外，确实并无第二人。所谓“一个作家”之说，当然不能算作科学的概括，但它却准确地说出了浩然作为一个创作个体在文革文学中的特别地位。讨论文革时期的文学思潮在作家心灵中的投影，浩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典型；剖析他在文革 10 年中的心路历程，是了解一个作家如何在时代的大潮中被裹挟、被浸泡，最终无以自拔成了一个时代的殉葬品。浩然是在时代与自我的双向选择中重返文坛的。文化大革命进入 70 年代，虽然在中国高层领导内部正在酝酿着新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但在社会上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已基本结束，有些地方在表面上还表现出大乱之后走向秩序的某种迹象。1971 年 9 月林彪集团的败露和覆灭，更使善良的人们在大吃一惊之后，越发感到结束社会的动荡局面，进入稳定、正常的生活轨道已是势所必定。接着人们看到了官方实行措施控制政治局面、从大乱走向大治的种种努力。文艺界的新变化也使人感到了政治气候的转换。各种地方性文艺刊物纷纷复刊，许多报纸恢复了或新辟了文艺副刊，一些人们熟悉的作家名字在销声匿迹多年之后，重新在报刊上露面。人们不禁亦喜亦悲，顿生恍若隔世之感。浩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重返文坛的。当浩然的名字与李学鳌、李瑛等相继出现在最初两期《北京新文艺》试刊号上时，人们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直到 1972 年 5 月《金光大道》第一部问世之后，他的新作旧作接二连三地出版，这才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