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颂全文]中华颂演讲稿范文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别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开教条主义与阅历主义。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有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详细的社会问题”。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到达目的。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 1922 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发动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参加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李大钊一生思想的进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行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根底。 其次，李大钊初步提醒了马克思主义必需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需要讨论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围绕着他的实境”，查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熟悉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讨论、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详细条件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承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他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