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学习俄语说起从我学习俄语说起 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著名俄罗斯文学讨论者、翻译家王智量教授追忆从事翻译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所经历的冷暖沉浮。 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我开始翻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自己和我的这项心爱的工作，在我国政治气候的冷冷暖暖中沉浮，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到 1982 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屡次重印，并收入各种不同的文集和选集中。现在，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这个译本经过修订，又再版出书，并很快重印。 看来读者是喜爱我的译本的。我为它写的一篇《译本修订校改后记》也受到读者的青睐，已经在一些文集和报刊上几次转载。主要由于我几十年来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本书的翻译上所做的工作，以及我所做的其他翻译工作，我被授予“资深翻译家”的称号。作为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能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一件有点价值的工作，我当然感到欣慰。 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之父，他的这部诗体小说是 19 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全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读者喜爱它是理所当然的，我的翻译只是起了一个并不完美的桥梁作用。 我在这里不想多谈这部作品本身的价值，或者我的、其他同志们的译本的短长，而是想要向读者朋友们汇报一下这五十多年来，与我翻译这本书有关的一些细节。虽然其中许多都只是些个人的体验或感受，但是我觉得，您能从中察觉到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的某些侧影—— 抗日战争时期的 1941 年，我在陕西城固县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迁移到后方时使用的名称）读书时，一本上世纪 30 年代上海出版的，韦丛芜先生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很小年纪就爱上了俄国文学。那时我就很想学会俄语，想在将来成为一个俄国文学讨论者。后来，到上世纪40 年代末，我读到了戈宝权先生主持出版的《普希金文集》，更增加了学习俄国文学的渴望。现在大学里俄语系的学生很难想象，我们那一代人想学俄文和俄国文学是多么的艰难。1948 年，在当时蒋介石反动政府统治下，我和几个有同样爱好的同学，在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里，悄悄地自学俄语，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俄语是和俄国（当时是苏联）、共产党当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偷偷学俄语的人被认为就是共产党，抓着就要坐牢的。 1949 年 2 月，北京刚一解放，一切都还没有安定下来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