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的效力VIP免费

信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的效力2008-11-3【大中小】在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保底条款的效力问题。本文拟从委托理财合同中信托关系的视角，对合同中的保底条款的效力认定作一粗浅分析。所谓信托，根据我国《信托法》第2条的规定，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处分的行为。所谓保底条款，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受托人管理，无论盈亏，受托人均保证委托人的本金不受损失或保证固定本息回报。从委托理财合同的现实运作来看，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中关于保底条款的约定大致有三种形式：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本息保底、超额分成；本金保底、超额分成。在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的资产管理领域，保底条款的约定同样存在。对保底条款的法律效力，大致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从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原则出发，保底条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约定有效。第二种观点认为，从公平原则出发，保底条款的约定违反了公平原则，故应当认定约定无效，但保底条款的无效并不影响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保底条款的效力应当视委托理财合同的受托人的身份而定，在民间委托理财领域，可以从意思自治原则出发，承认其效力；在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的情形下，保底条款因违反了相关法律和规章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对上述三种观点，笔者不能完全苟同。作为一项司法对策，对保底条款的效力认定不仅要寻求其法理逻辑上的依据，保持执法尺度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更要顾及现实的国情和国民感情。信托内部关系中应当允许保底条款的约定我国《信托法》对保底条款的效力未作明文规定。从规范的信托法理论而言，受托人对受益人（因委托理财多为自益信托，故受益人多为委托人）的责任也仅限于过错责任，不存在损失填补的问题。因此，保底条款的存在，似乎背离了规范的法理。但应当看到，由于信托契约属于契约的一种，故意思自治仍然是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于商事信托，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早期，在继受信托法制时，均允许受托人保证受益人的保底收益。在日本，对于运用方法无特定的金钱信托，法律允许有保底条款的约定。日本《信托业法》第9条规定：“信托公司按命令所定，只对运用方法无特定的金钱信托，发生本金的损失或未达到预先规定的红利时，可订立填补损失或补充红利的合同”。韩国《信托业法》第11条的规定与日本法相同。在我国台湾地区，修订前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规则》第29条也规定由信托投资公司代为确定用途的信托资金，可以由信托投资公司保证本金不受损失和最低收益率。上述比较法上的成例对我国的借鉴意义，需从我国信托运作的实情出发来加以考量。我国《信托法》颁布施行之后，重组后的信托投资公司推出了一系列的信托产品，品种以资金信托为主，包括单独资金信托和集合资金信托。这些信托产品以其高收益率、资金运作目的清晰、收益有保证等卖点得到了市场的追捧。其之所以受到投资者的追捧，关键不是其承诺的高收益率，而是信托公司在每一项信托计划中都提供了投资者较为认同的担保方式，包括财政担保、资产抵押、第三方担保、贷款保险、银行信誉保证、信托公司自身信誉保证等承1诺，以降低投资风险，确保其承诺的预期收益率能够实现。从法理上分析，这种投资者追索权的契约安排就是关于保底条款的约定。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较早时期之所以有条件地承认损失填补和最低收益的约定，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运用方法不特定的信托，受托人对于信托财产的管理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故其运用的责任也应当由信托业负担；二是在信托业发展的初期，信托业作为舶来品尚未获得社会大众的信赖，为提升信托交易的信用，促进信托业务的发展，才作出了上述例外的规定[1].实际上，我国的信托业之所以对信托契约作出如此安排，也是因为面临着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早期相同的问题[2].当然，承认信托合同中保底条款的效力面临着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违反规章规定的合同是否有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