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VIP免费

第1页共8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页共8页秋风：儒法传统与信任重建当今中国，官民之间固然已不存在相互的信任，精英与大众之间也没有多少信任可言。即便就是民众之间，又有多少相互的信任？身处这个高度不信任的时代，人们会痛切地感受到信任匮乏之害。相互信任意味着人彼此具有善意，可以减少用于防范他人的精神和物质付出，减少焦虑感。因而，信任可以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人们可以更为积极而便利地从事合作、交易，也可以更为积极而便利地与他人分享合作、交易的剩余。任何规则，只有在人们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够被人们普遍遵守，而任何制度，只有在人们相互信任程度较高的基础上，才能够正常地运转。因此，多年来不断有人在呼唤信任。但是，如此重要的东西，在当代中国为什么严重匮乏？为什么人人都痛切感受到信任之重要，却未能（而且现在看起来也不能）有效地重建信任？我们需要通过探究中国人心智结构中信任的地位，寻找信任重建之道。信任与反信任的历史在信任方面，历史上中国人曾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这也就构成了两个不同的生存与社会传统。第一种是信任的传统。据可信的古典文献记载，此一传统形成于尧舜时代，其间经过若干反复，由质朴刚健的周人，建立起经典的封建制。在此制度下，人际间的信任联结组成了一种稳定的制度。与后世庸俗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同，经典封建制的本质是自由人之间透过契约建立起人身性君臣关系，所谓“委质为臣”。此一君臣共同体构成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在这样的社会单元中，人们相互把自己的全部交付给对方。因此，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美德是忠与信，孔子教育其弟子而“主忠信”，确实是对周人伦理观念最为经典的概括。忠、信相互关联，但也有区别。“信”关涉君臣双方的契约，因而是对双方共同的要求。它要求君臣双方均须信守君臣契约，信守契约规定给自己的义务。只有自己守信，才可以向对方主张自己的权利。“忠”则主要关涉臣一方的态度，它要求臣尽最大努力履行自己对君的义务。由此看来，信是优先于忠的。唯有当君臣双方信守契约，君臣关系才可以维系，臣才有责任对君尽忠。齐国贤人晏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君人执信，臣人执共（供）。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臣双方都需要信守契约，忠于对方，以笃实、敬慎的态度相互服务于对方。经由封建契约所建立的信，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为强烈的人际间信任关系。互信是封建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关键。所有的人都是通过这种两人间的互信关系相互联结起来，从最基层的井田，经过邦国，一直到天下，并且可以无限扩展。封建制下没有常设警察，没有常备军，也没有自上而下贯通的官僚系统，其秩序基本上就是靠君臣间的互信来维持的，且如果统计王朝的寿命，周是最为漫长的。信任的力量，大矣哉。不过，中国也存在与信任相关的第二个传统，一个完全反信任的传统。这个传统发端于战国时代，成熟于秦。春秋后期，也即孔子的时代，封建秩序开始松动。到战国时代，封建的大厦大体坍塌。封建君臣之间的信任网络开始解体，人返回自我，回到自己有限的身体，退化成为个体主义者。法家立足于这样的现实，给予这种状态以正当化论证，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原子化个体主义的、物质主义的伦理观。根据这样的伦理学，人与人之间天然地就是敌人或者潜在的敌人。人一生下来，就孤立地生活在自我身体的堡垒之中。当然，为了生存，人也不得不与他人发生关系。由此产生了交换。法家坚信，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唯一形态，就是基于自我成本—收益计算的商业性交换关系。《韩非子·饰邪篇》中有一个经典段落：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富国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不仅君臣以利而合，韩非认为，父子、兄弟等亲属之间也是一种利害计算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任何信任。不过，对于这一点，法家一点也不担心。相反，他们为此而欢呼。法家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替代封建治理秩序的更为先进、高效率的治理架构，那就是单一权力中心自上而下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