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领导体制调研报告多年来我们拘泥于“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的束缚，不敢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没有找准并抓住“议行合一”体制弊端对症下药，不仅影响了党内民主的发展和党内监督的强化，而且也影响了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建设。一130年前，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短暂的72天执政经历，即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经典作家在经典著作的个别论断，竟成为我们80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模式。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思考并认识到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重要性的是邓小平同志，最早想着手改革“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的也是邓小平同志。1956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为“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XX县区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从而“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发展。”为解决“议行合一”问题，他强调，在县以上地方委员会“都设立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处。”建国以来，我们党在党内民主方面虽然取得明显成绩，但由于过分依赖于战争年代形成的“议行合一”领导体制，对如何科学分解党内权力，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考虑不多。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从1957年的反右派扩大化，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由此引发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党和国家民主生活遭此重创，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把“议行合一”体制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不无关系。第1页共7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功绩，不仅确定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而且为发展党内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有力地推进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我们制定了党内民主政治生活的准则，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扩大了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确立了领袖是一个集体的原则，逐步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重建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修改和制定了一系列党规党法等等。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不少制约党内民主发展，影响党内监督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触及。由于党内民主发展不充分、制度不健全，致使党内监督不力、不到位等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仍面临不少阻力和困难。我以为，制约党内民主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影响党内监督不力、不到位的主要问题也是“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抓住这个关键问题，集中全党的智慧，在十六大前后认真研究解决，我们不仅能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而且还能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执政党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使党内的立法权、执行权集于党委一身，造成党内权力配置失衡。党委既是决策机关又是执行机关，同时党内监督机关也在其领导之下，集党内三权于一体的党委，成了一级党组织中的唯一领导机关。在这样一种领导体制下，党内权力实难平衡，党内民主实难发展，党内监督实难进行。从党内权力配置来看，“议行合一”使党内权力严重失衡。党内立法决策权与党内执行权一旦合一，立法决策机关与执行机关必然混为一体，双方的相互制约关系必然打破。党委实行“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党内就不可能设置独立的执行机关，党代会作为同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必然形同虚设。党代表只好每五年露一次面，体现一回权利。由于全委会大多每年一次，党代会、全委会闭会后“议行合一”的权力即自行交予常委会。党委（主要是常委会）既管立法、决策，又管执行，从政策的出台，到政策的执行一竿子插到底。党委（主要是常委会特别是第一书记）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又方便好使，为保证执行的第2页共7页坚决有力，在决策上，多用首长负责制代替民主集中制；在用人上，多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