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社会影响力的诉讼导致的“媒体审判”及其规制一、媒体审判的定义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人心，司法领域渐成人们关注的焦点，而进人司法程序的案件往往是社会矛盾的折射，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这些案件对传媒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一方面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由于传媒频频越界而形成的“媒体审判”也日益凸显其负面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现阶段我国传媒业并没有建立足够的行业规范和法律规范，媒体之间的竞争处于无序状态，传媒的监督功能极易被不当使用或者滥用。一些传媒在报道司法审判时常常以裁判者的身份自居，而不是居于中立的旁观者和独立的报道者的地位进行报道。在案件的事实、案件的定性及法律的适用等方面，媒体的报道常常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甚至直截了当地下结论。很多案件尚在审理中，媒体的案例报道已经出笼，这些报道或者是对民商事案件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分割做出判断，或者是对刑事案件相关当事人是否犯罪定下结论，还有的是对法院正在审理或做出判决的案件进行夹叙夹议的报道或仅凭主观臆断横加指责，给法院公正审判带来巨大压力和影响。也就是说，在司法机关正式宣判前，传媒已经以一个“新闻法官”的角色宣布了判决。这种情形下的传媒的活动已经扭曲为对司法独立的不当干预——“媒体审判”。魏永征先生将“媒体审判”界定为：“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做出判断，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二、媒体审判的有关实例“媒体审判”这一名词源于西方，美国的罗德尼.金案即是“媒体审判”的典型案例。1991年，洛杉矾黑人青年罗德尼.金酗酒驾车，抗拒拘捕，4名白人警察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对金动用警棍，不料整个抓捕过程被人用摄像机录了下来，4名警察因此被起诉。在法庭播放给陪审团的录像中有金在拒捕过程中攻击警察的镜头，但美国三大电视新闻网却未播放这些镜头。新闻媒体用偏离事实真相的“司法新闻”误导民众，在法院对这个刑事案件做出独立判决之前，对警察做出了有罪推定的“判决”，致使绝大多数民众在审判前，就已认定涉案警察难逃其咎。1992年4月29日，涉案警察被无罪释放引发种族骚乱，造成5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1万多人被捕、上千家店铺被烧毁，财产损失达到10亿美元。显然，美国媒体对案件的片面报道是引发种族骚乱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媒体审判”在我国司法案件的审理和判决过程中也并不鲜见，早在1995年的“夹江打假案”即是我国“媒体审判”的典型案例：四川省夹江县彩印厂印刷假冒商标，四川省技监局得知后，随即查封了该厂的假冒商标和厂房、设备，并对其做出罚款的行政处理。夹江县彩印厂不服，认为技监局没有行政处罚的权力，因为根据我国《商标法》规定，商标的注册和管理工作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于是就以技监局越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然而，媒介对此行政诉讼案却是一片反对之声：“打假者反而当了制假者的被告!”媒体的报道影响了人大，人大又制约了法院，最终法院不得不判决“维持四川省技术监督局的封存通知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997年8月24日，河南省郑州市某公安分局原政委张金柱酒后驾车撞人后逃逸。在法院尚未对这一案件做出判决之前，新闻媒体即围绕此事做了声势浩大的宣传，特别是集中“火力”对这样一种知法犯法、道德沦丧的行为给予了强烈谴责和声讨。通过新闻媒体强有力的宣传和诱导，社会舆论强点逐步形成，即“当事人张金征非杀不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正是在新闻媒体的一片“轰炸”和“喊杀声”中，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法院最终不得不对张金柱做出死刑判决，而依照我国《刑法》第一三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罪最高刑为一五年。三、“媒体审判”与司法活动冲突的实质在上述几个案件中，媒体并不了解法律的专业概念和司法的逻辑推理，但却都对司法施加了不太恰当的影响。狂热的道德激情、简单的是非判断和强烈的愤怒情绪，往往淹没了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对规则的尊重，媒体权利的行使显然已经大大超越了应有的界限。在“媒体审判”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