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的法理学思考一、问题的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顺应历史趋势，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增强各族群众法律意识，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做深做实。这表明，在新时代背景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是推进我国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所需，以法治精神推动民族工作走向法治化是当前和今后做好民族工作的新常态，这既为民族工作提供了优越的政策环境，又为研究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留下了实践空间。可见，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程度对促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2]。因此，研究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已成为国内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当前，在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中还存在各种问题。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看，他们在开展民族工作时所体现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通过法律规制民族事务的能力不强，不能有效阻止一些侵权、越权行为的发生，贯彻落实民族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不够，民族工作的法律保障机制和法律监督机制有待健全。从民族地区的群众来看，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因不懂法和不守法产生的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问题逐渐呈现易发、高发趋势，民族工作的调整对象复杂，民族工作的调整范围广泛，符合民族工作所需的法律法规制度的基本内容有待修改与补充，参与治理的社会主体的行为不太符合法律所控制的范畴，民族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没有精准地反映民族地方的实际情况，所立之法没有真正反映民族地区群众的利益诉求，等等。综合这些问题分析，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过程中涉及到如何理解“民族工作”“民族工作法治化”、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的可行性、必要性、合理性与合法性等问题，如何理解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的自身价值（内在价值）、它对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价值（外在价值）以及理解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的价值标准，如何从理论与实践角度通过一定的方法或手段研究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如何推进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的内在与外在动力。鉴于此，笔者从法理学的研究视角认为需要从本体论维度理解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的基本内第1页共12页涵；从价值论维度理解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的价值依归、价值评价要素等应然性问题；从方法论维度对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理解，通过从学术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找出典型的确实可行的研究方法；从动力论维度提出影响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为此，本文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以及动力论四个维度，试图构建研究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的初步逻辑框架。二、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的现实情结（一）强化民族法律法规的立废改释工作。以我国现行《宪法》为基础，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以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制定的与民族工作有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较大市制定的与民族有关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为内容，培育民族法治意识，拓展法治思维，将落实法治精神到民族工作的各个领域。同时我们还要广泛征求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群众关于如何搞好民族工作的意见与建议，修订并完善与民族工作相关联的法律法规，突出民族法律法规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3]（p385）。妥善处理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的稳定性与民族工作法治实践变动性的关系，厘清现行民族法律法规中存在的空白或缺陷，保持动态的、开放的理念，有针对性地在民族地区进行城市乡村的社会生活治理与基础建设、城市农村的生态资源及环境的保护、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保护、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经济的治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行政管理与其他事项等方面所涉及到的单行条例需要加以修改、补充和完善，以保证民族法律法规体系的协调发展。（二）严格民族法律法规在民族工作中的实施。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极为重视民族事务工作，颁布并实施了与民族事务相关的指导性文件，截止20XX年底，通过对民族自治地方788件单行条例进行梳理，结果显示：以“条例”名称的单行条例700件，约占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的91%，以“办法”名称的单行条例11件，约占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的2%，以“程序规定”“若干规定”和“工作规定”名称的单行条例9件...
